莱芜位于山东中部，泰山东麓，北邻济南市所辖的章丘市，东邻淄博市博山区，南邻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西邻泰安市岱岳区。南北长约62.2公里，东西宽约56.8公里，总面积2246.21平方公里。现辖莱城区、钢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雪野旅游区，20个乡镇（办事处），1070个村（居），总人口125.35万。莱芜历史悠久，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治武功和实业，谱写出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尤其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随后莱芜党组织的建立，为莱芜人民带来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希望和光明。莱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带领英雄的莱芜人民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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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灿烂辉煌的莱芜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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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自周代。今境域春秋时期为牟国及齐嬴邑、平州邑辖地。汉初置莱芜县于原山以北，县治在今淄博市淄川区城子庄。此后，或撤或置、或析或合，公元831年（唐大和五年）复置莱芜县始得固定，但境域逐步向西部和南部迁移。金代，县治迁至今莱城，属泰安州。之后，境域基本稳固下来。

莱芜自古资源丰富。就整个地形而言，莱芜为南缓北陡、向北突出的半圆形盆地，北、东、南三面环山，中部为低缓起伏的平原，西部开阔。莱芜是个多山地丘陵的地带，境内有大小山头3000多座，其中的莲花山海拔994米，是莱芜境内最高的一座山。由于山地众多的缘故，境内有河流400多条，其中的牟汶河是最大的河，境内全长64.5公里，流域面积达1372.96平方公里。多样的地形、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地，再加四季分明的暖温带气侯，使莱芜自古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菜果蔬丰产区域。境内适宜种植的农作物、蔬菜作物达90多种，许多作物栽培的历史十分悠久。驰名中外的土特产生姜、大蒜，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多样的地形分布、独特的地质构造，又使莱芜拥有铁、煤、铜、金、稀土、花岗石、燕子石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探明储量的有55种，尤以铁、煤著称。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莱芜人民很早就掌握了采矿冶炼技术。有史料可查的，可以上溯到嬴姓祖先少昊、伯益以及东夷首领蚩尤；有遗址与遗物可证的，冶铜始自商代，冶铁始自春秋。秦代，境内已兴起“采冶之务”，成为国内具有冶铁业较早的地区之一。汉代，冶铁业获得长足发展，在国内占据了重要地位。北宋时，号称“冶户三千”，成为与江苏利国齐名的全国冶铁中心。元代，朝廷在莱芜设铁冶都提举司，冶户达到5000多户，是有史以来矿冶管理级别最高、管辖范围最广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都对促进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莱芜英才层出不穷。泰山的傲骨、汶河的柔情、齐文化的豪放、鲁文化的持重，无不给生活在莱芜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以深刻的影响。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莱芜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政治、军事、思想、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杰出人物。元代，文仕有独立敢言的监察御史董克忠；武仕有“义勇有为、不避权势”的镇国将军都元帅刘瑀，“文武兼资、以功授副元帅职”的杨保。明代，文仕有境内第一名进士高朗，被誉为“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吴来潮父子，以及在朝廷供过职的进士亓诗教、朱童蒙、亓之伟等；武仕有武略将军魏均祥、魏得，“智勇过人”的一代名将李杲，以及20岁袭父爵的骠骑将军李勋（李杲之子）；医术有具“视病立决生死”之术的全国名医朱包蒙（朱童蒙之弟）。清代，文仕有在朝廷供职的进士张四教、许汝盛、潘绍烈、吕宪瑞、栾少海、王镶、张梅亭等；武仕有明威将军张安……他们或德行兼备、治国有方，或武功显赫、英勇盖世，或勤政爱民、尽力尽责，或为官清正、廉洁奉公，无不彰显了莱芜人的人格魅力，无不为嬴牟大地的历史谱写出了辉煌的篇章。

莱芜文化底蕴丰厚。莱芜是块令人向往的土地，自古以来，曾有许多的圣贤明哲来到这里。他们或游历，或流寓，或弘扬教化，或造福百姓，或刚直不阿，或放浪形骸，留下了众多盛传不衰的佳话。诸如孔子观礼、孟子谈葬、管鲍分金、张道一闹玄、雪蓑子挥笔“玄之又玄”、韩韶留驹等，则称得上是千古佳话。除此之外，在莱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滋生润育了许许多多美丽神奇、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诸如棋山柯烂的传说、伍子胥鞭打卧龙石的传说、凤凰城的传说、黄羊山的传说、秃尾巴老李的传说，以及仙人安期生的传说等等，或热情歌颂、或辛辣讽刺，或寓庄于谐、或戏谑俱呈，无不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起到了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

莱芜革命传统千载传承。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特点，使莱芜具有了进可以攻城下镇、退可以凭山据守的重要战略地位。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为防他国入侵，在这里修筑了横贯东西、长达72公里的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齐长城。从此，聘、会、盟、战在这里不断发生。著名的长勺之战、艾陵之战和夹谷会盟就发生在这里。长勺之战，作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千古绝唱。艾陵之战，作为春秋列国之间一次规模最大而又最彻底的歼灭战，在公元前7世纪到5世纪的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最惨烈、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页。夹谷会盟，作为孔子巨大智慧和超常胆魄的体现，则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化干戈为玉帛”、“和为贵”的千古史话。

除了名载史册的这些重大会、盟、战事之外，自春秋末年开始，有关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农隶、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史载最早的，当推春秋末年的柳下跖起义。柳下跖，名展雄，新泰人。他就是在莱芜西南部亓省庄村南的展雄寨揭竿而起，举起了反抗奴隶主的义旗，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此后，著名的唐代黄巢起义军、元代红袄军、明代唐赛儿起义军、刘六刘七起义军，以及清代的捻军等，或攻打进剿，或匆匆过境，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都对地方官员的施政，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当然，这期间，也发生了许多莱芜人自发地反抗暴政的活动。南燕建平四年（403年），鲜卑贵族在山东建立南燕政权后，实行残酷统治，王始（莱芜人）利用宗教形式在莱芜谷聚兵数千人，宣布起义，并建立了农民政权。一时，附近百姓纷纷响应，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明正统年间，灾荒无限，连年歉收，农民无以为食，官府不救，李本（寨里枯河村人）占山为主，举旗造反，声势渐大。后官兵来围，李本见官军势大，傍晚时将战鼓吊起，再将羊悬起，羊拼命挣扎，前蹄乱踏，击鼓有声，官兵不敢进攻，义军趁机撤走，毫无损失。后来，人们为纪念李本，把他起义之山命名为悬羊吊鼓山。明嘉靖年间，纪尚宾（羊里东温石村人）不满朝廷统治，组织起百余人的队伍在纪家寨（羊里东土屋村北）举旗造反，官兵多次围剿不得胜。后来，官兵采用断其水源、围而不打的战术，想把起义军困死在山上。纪尚宾又用悬羊吊鼓之计，从后山缘绳而逃，再成佳话。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境内西北乡农民不忍封建压迫，聚义于香山，竖起了反抗的大旗，县当局多次出兵镇压不能，最后不得不由省巡抚郭景昌亲自带兵围剿，方得以平息。清咸丰三年（1853年），下水河村具有进步思想的秀才于曰恭，带头起义于大舟山，与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他们以崇山峻岭作掩护，数次打败清政府武装的进攻。最后，清政府不得不派驻淄川的摄政王出兵，方得以镇压。

虽然这些义举最终都失败了，但不能否认，它们都是莱芜人民不畏强权压迫的有力证据，都对莱芜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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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初莱芜的政治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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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这期间，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过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了危机四伏、极其落后的境地。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几十年，法、日、俄、德、美等帝国主义相继侵入。1900年，发展为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并两次占领北京。这期间，腐败软弱的清朝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割地、赔款，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得到了通商、传教、驻军和开矿、建厂的种种特权。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深入，中国由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莱芜地区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3个月后，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逼迫下被迫辞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在北京建立了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府。此后的十几年间，各派系军阀依附帝国主义相互混战，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进一步加深。

这一时期，莱芜地区一直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莱芜随之成立了县分部。很快，境内国民党员发展到200多人。从1912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在山东先后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莱芜地区的官员也更迭频繁。这些官僚政客，为了效命于卖国的北洋政府和挥霍自肥，与劣绅相勾结，对人民极尽搜刮敲诈之能事，莱芜人民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重。1914年，莱芜县政府奉省财政厅命令，地方税自“上忙为始一律改征银元”，并要按“市价完粮”（见1935年版《续修莱芜县志》）。随之而来的，是数也数不清的名目繁多的附捐。张宗昌主持山东军政期间，有一首民谣唱道：“张宗昌坐济南，鸡狗鹅鸭都上捐，一两银子八块三”。“一两银子八块三”是农民缴纳田赋的一种折算法。当时，政府按农民的土地规定所缴纳银两数，每亩数目是固定的，而农民缴纳款数，政府可自由增加。民国初年，每两银子定为一元二角，以后变为二元四角，作为中央税。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巧立名目，乱收附加税，超过了正税数倍，一两银子增加到了八元三角。交了税款，官兵仍然对百姓强取豪夺。1925年，张宗昌派军队由博山进兵汶上、宁阳一带“剿匪”。路经莱芜，假借“剿匪”之名敲诈勒索，所到之处，均被洗劫一空。1926年2月，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团团长皮青华，一人在莱芜住了5天，就花去招待费6846元。

“官吏藉端搜刮，民不堪命，死亡辗转”，造成了人口“日见消耗或转相隐匿”（见1935年版《续修莱芜县志》）。1909年，莱芜全县共有9.56万户、45.84万口人。到了1927年前后，减少到7.6万户，不足40万人。莱芜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

由于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各地土匪蜂起、盗贼涌现。莱芜几近到了“无山不匪，无峦不盗”的地步。在民国建立后的近10年间，莱芜地区有记载的大股土匪抢掠就达20余起，小股骚扰不计其数。1914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三十日）夜，土匪刘桂棠（刘黑七）部劫掠口镇，抢走巡警局的枪械，翌日午时方撤，商家农户损失数十万元。1915年3月，土匪一部劫掠水北镇，掳去景氏7人，索要现金10万元。1919年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三日），土匪于三黑率匪徒二三万人劫掠蒙阴、莱芜边境。土匪一面将前往会剿的莱芜人马围困于肖马庄，一面派数千人于夜间进逼莱城。后在南港一带与前来救援的大批陆军相遇，见势不妙，方折回逃窜。

20世纪初，山东境内土匪活动极为猖獗。政府年年发兵，月月进剿，匪患非但未灭，反而愈剿愈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匪一家”、“官匪勾结”。张宗昌督鲁期间，拿巨匪刘桂棠不下，便将刘部收编，给刘桂棠戴上“师长”的高帽。刘匪易帜之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匪性益狂：绑票勒索，更加肆无忌惮；聚敛钱财，更加明目张胆；烧杀奸淫，更加有恃无恐。活埋、刀割、挖心、剖腹、剜眼、对耳穿、双劈腿等等，是土匪惯用的杀人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塞井眼”、“放人炮”、“放天花”等种种把人性之恶展示到无以复加地步的酷刑。这些土匪，比之发明“炮烙”之刑的一代暴君殷纣王、被“请君入瓮”的唐代酷吏周兴、来俊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匪患之灾远远大于战事之祸。一时间，莱芜境内不得不村村修寨、户户壁垒以防匪患，许多人因逃匪躲债，使田园荒废。莱芜到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境地。

在莱芜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经济也同全国一样，逐步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若干基本特点。这就是：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联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多重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莱芜经济的主要形式，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莱芜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20世纪初，莱芜的农业生产是极其落后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仍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土地非常集中。辛亥革命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置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兴起，土地呈现出更加集中的趋势。由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业经济中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和剥削手段。在土地经营方面，地主主要靠雇工或租佃经营，富农是半雇工半自耕经营，中农为自耕经营，大量的贫苦农民除耕种自己的少量土地外，主要靠给地主富农当雇工或租佃土地维持生计。伴随以上经营方式，出现了雇工、出租、放债等多种剥削形式。

雇工分长工、短工。长工又分伙计和季节工。伙计有春季上工、农历十月一日下工的，也有终年在地主家的。雇工多者又有区分，总管一切农活的称作伙计或把伙计；实际领头干农活的称二伙计，以下有三伙计、四伙计；专门侍候地主、干家务活的称小伙计。正常年景，长工年得工钱折粮支付，细、粗按四、六比例搭配。短工是地主、富农在农忙时的临时雇工。民国初年，境内57个重要集镇皆有短工市，多设于帮子井旁。为混饭糊口的农民，起早带着农具在市上等候，雇主与他们当面议价，一般是管饭者每天工钱折粮1.5-2.5公斤。此外，还有月工，即农活最繁忙季节雇用一个月，事后解雇。长、短工干活，皆由雇主监工或身强力壮的作头（作伙计、二伙计等）领引，必须干够雇主确定或作头所干的定额才给工钱，干完一天无不精疲力竭，由此积劳成疾者屡见不鲜。

地主出租土地的方式有分租、夹分工子、白带地等若干种，租期有常年、当年或一季之分。分租，一种是地主出租土地并投入种子、肥料、农具、牲畜，佃户只出劳动力和部分农具，收获按粗粮三七、细粮二八、特产对半比例分成，地主得大头，此法较多见；另一种是地主只出租土地，不投入成本，收获四六或对半分成，地主得大头。其中，也有的预先根据土地质量等因素确定产量，然后再确定租佃双方的分配比例，一般是四六分成，地主得大头，也有的对半平分。上述方式，一般每亩地交好粮62.5-75公斤。不论当年收成好坏，佃户都要按议定的地租交足好粮。粮食晒干扬净后，地主便到场上收租，不管剩余部分够不够佃户应得的成数，只顾按既定交租数量拿走。无论哪种地租，当年欠下的部分多按3分计息，3年本利平，以后利上加利。最后仍缴不上者，就以物品抵押，甚者以卖儿女抵债或逃荒异乡躲债。夹分工子剥削手段最为毒辣，即地主将家人或低廉雇人夹在佃户中合伙耕种，收获后地主与佃户先分成，然后夹入的人再与佃户平分剩余部分。白带地，即地主在出租土地时带上部分土地，无代价地由佃户代为耕种。

除此之外，地主剥削农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放债。多为放粮，有的也以高利放钱。穷人借粮，一般是春借一斗，夏还二斗或一斗半；有的是春借一升谷子或玉米，夏还一升麦子。借钱一般月息3至5分，到期还不上，便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许多农民欠债无力偿还，被迫以土地和财产作抵押。有不少因无力赎回而失去土地，沦为赤贫。

这种土地制度和社会状况，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贫苦农民无力增加农业收入，中农户也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一遇歉年就有破产之可能。加之千百年来一直沿用人工和畜力耕种，不注意也无力创造和改善水利等生产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更谈不上科学种植。因此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产量很低，农业经济非常落后。

在工业生产方面，莱芜原本有发达的工业，特别是冶铁业在元朝以前曾红极一时、著称于世。但是，从明代以后，政府开始采取“封禁”政策，致使境内冶铁业停歇，工匠和居民大量外流，莱芜的工业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到了清朝末年，莱芜矿业“凋敝殊甚，往日盛况已不复存在矣。”（见1934年版《中国实业志》）

然而，长期工业经济的发展毕竟给家庭手工业留下了存活的基础，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造成的农民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大多数农民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必须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直到民国初年，莱芜社会经济生活中，这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依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以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强盗逻辑，形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侵略，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此时，山东的主权实际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加上连年军阀混战，莱芜农村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的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莱芜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境内地主开始转移部分财产经营采矿、食品制造、饮料制造、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印刷等工商业。随之，一批私营、联营或官办的企业相继出现。其中，较为有名的食品制造业有义顺和、汶昌等私营油坊，瑞生恒、茂林等酱菜厂、糕点厂。特别是吐丝口顺香斋南肠老店，用新鲜猪肉、肠衣加砂仁、边桂、茴香、石落子和自制酱油辅料制作的香肠，以其香醇味浓、久存不变质、蚊蝇不叮等特点，成为远近闻名的佐餐珍品。酿酒制造业有恒源盛、东顺兴、庆丰等号，采用的都是传统固体发酵法，产品以高粱酒为主，也有少量黄酒。纺织业有毕华桥、吴实良分别创办的缫丝厂和郑子美开办的艺瞻布厂。毕华桥、吴实良创办的缫丝厂使用的小框缫丝技术，开创了现代缫丝工业的先例；郑子美开办的布厂开始完全用机器织布，雇工达35人，技术之先进、规模之大在鲁中地区已居前列。制鞋业以莱城萃珍鞋铺规模为大，其主要产品是布鞋。造纸业有纸漕10多家，主要分布在陈家楼、柳行沟、三官庙等地。主要品种有桑皮纸、草纸等，以桑皮纸产量最高。印刷业以1912年国民党莱芜县分部建立的印刷厂为最大，采用石印工艺，这也是当时鲁中地区少有的官办企业之一。农业机械制造业以西关的厚生、口镇的艺瞻两家农具厂最有名气。据1934年版《中国实业志》记载：当时“能出犁铧、车箭、车穿等大件农具者，在山东只有青岛之正祥和、莱芜之厚生、艺瞻等数家铁铺而已……”另外，锡器制造业也以其工艺精湛蜚声遐迩。其高难之作锡雕，在国际市场也享有盛名。莱城西关王俊亭制作的锡雕香炉，1915年获得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这些工商业，无论是私营、联营，还是官办，除少数几家之外，大都规模较小，属于师徒传艺，手工操作。有的招收些雇工，少者几人，多者十几人不等。其经营方式，多为前店铺后作坊，产品自产自销，亦工亦商。有一些还仅仅是家庭副业，或者亦工亦农。

当时，境内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业。莱芜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采历史悠久。西汉时期，民间就有了小煤井开采，号称打炭窑。宋至元代，煤炭开采进一步发展，所产煤炭除用于冶铁和烧制陶器外，还大量用于民间生活。明清两代，统治者“封禁”，莱芜煤炭开采业逐渐衰退。民国初年，政府开禁，加之西方先进采煤技术、新设备引进境内，新兴的民族资本也开始投资，莱芜的煤炭开采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呈领矿照、从事矿业者，先后有振兴、华兴、天成、丰裕、东兴、昌利等20多家公司。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振兴、华兴两家。振兴公司在八里沟，有矿井7口、工人290名，日产煤20吨。华兴公司在北梨沟，有矿井2口、工人52名，日产煤5吨。为加强众多煤炭企业的管理，1908年，清政府设立了泰兖矿政局，监理泰安、莱芜、新泰、宁阳等地区的矿政。莱芜境内的煤矿均在其监管之下，由矿主管理本矿生产政务。矿主下设督工，督工下设大柜、炭柜和班柜。大柜负责钱物及文牍，炭柜负责产销经营，班柜负责包工和井下生产。1915年，省政府设立了泰兖矿政分局，专管泰安地区的煤炭开采业，莱芜的20余家煤炭公司归其管辖。其中，较大的公司机构层次多、分工细，已基本适应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再后来，民国政府设立莱芜煤矿公司，统管起了境内煤矿。

以上种种，可谓莱芜地区兴起的第一批近代化民族工业。不能否认，这些民族工业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的结果。然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从中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他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千方百计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经济劫掠和殖民压迫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一方面，清朝政府为了向帝国主义交纳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大量赔款，频频向民众摊派银两，在原有税捐已十分沉重的基础上，又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攫取的自由贸易权，向中国大量倾销洋布、洋纱、洋油、洋火、洋面等工业品，充斥垄断市场，致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同时，帝国主义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操纵控制市场物价，掠夺工业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严重冲击了民族工业。起初，帝国主义对莱芜的侵略是以输出商品为主，其中尤以输出棉纺织品为主。这对历来盛行植桑养蚕种棉，又是山东棉纺织业重要集散地的莱芜来说，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帝国主义这种经济侵略的冲击之下，莱芜农村的手工纺织业，一部分被迫停业倒闭，一部分不得不掺用洋纱织布，造成了对进口棉纱的依赖。久而久之，还是难逃破产的厄运。后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方式逐渐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他们经营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工业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莱芜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已引起列强的垂涎。从20世纪初起，日本等国的商人、旅行家就陆续到莱芜地区进行矿产调查。1922年，日本人在调查基础上编著成的《山东之矿产》，就对莱芜煤田的地层、构造、煤层以及储量做了详细记述，并绘制出了7.5万分之一的莱芜煤田地质图。随之，他们陆续投入资本，向莱芜采煤业进行渗透，致使境内煤炭公司受到了极大威胁。

就这样，莱芜地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萌芽中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人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就贫苦农民来说，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使他们世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正常年景只能勉强糊口，掺以糠菜的窝窝头、菜团子、菜糊粥、渣豆腐是家常便饭，逢年过节或婚嫁喜庆才用面食，也多是客人、老年人用，不少人家连这也难以办到。衣着多数是补丁摞补丁，仅能遮体御寒。民间流传的“富人过年鸡鱼肉酒，穷人过年白菜豆腐”、“头上戴的开花帽，脚上鞋子露后跟，破衣烂衫窟窿被，能缝能连是好的”、“富人一桌饭，穷人半年粮”、“肚里饥，心里潮，东市买米西市淘，汶水河里挑担水，莲花山上打柴烧”等歌谣俚语，都充分反映了农民的贫困生活。遇到大灾之年，庄稼所收无几，甚至颗粒无收，地主不仅屯粮不救，还照样催租逼债，贫苦农民生活更难保证。除糠菜外，树皮、树叶、草根和一些难以入口的屋烂草、滑石粉等，也被用来充填饥肠。冻饿而死、暴毙街头者时有所闻，举家逃荒要饭、被迫“闯关东”者屡见不鲜。

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遭受着资本家和窑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的同样是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一是劳动时间长。每人每天常常要工作14小时以上，有的要干到16小时、18小时。二是工资低。工人工资平均每天4吊200文。有的工人一天挣的仅能自己填饱肚子，难以养家糊口。三是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采煤用的是镢镐，巷道运输是用人拖拉，照明用的是豆油灯。当时矿工中流传的“油灯闪闪口边含，爬行地狱汗如泉；窑主家家金万贯，‘窑伙’户户愁油盐”的歌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四是遭受野蛮的剥削和统治。矿内实行封建把头、包工柜制度，设有护矿队，工人毫无人身自由不说，还遭受大小把头的层层盘剥。封建把头对工人使用的盘剥方式，诸如罚款勒索、放高利贷、勒逼送礼、扣工资、发煤抵钱、设赌场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矿工们过的是“头枕半头砖，身披麻袋片，井下光身赤脚，以高粱面和野菜充饥”的生活，因病因累因饿而死者难计其数。遭受重重压迫和剥削的莱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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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亥革命前后莱芜的思想

文化动态和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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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教育是境内久有的优良传统。清末，私塾、书斋、书房已遍布各地，并有了多处供深造的书院。书院由县设，当时较著名的有垂杨书院（又名观礼书院）、南江精舍书院（又名世杨书院）和汶源书院。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大体有两类：一是秀才，每月定期到院听讲，送文章或诗词赋等请先生批改，称为“文生月课”；二是经童试合格或以相当程度入院的学生，他们常年在院专攻经史以备应考，称为“生童常课”。汶源书院盛时有学生六七百人。当时的莱芜可谓是“人文蔚起，甲于他县”（1935年版《续修莱芜县志》）。乡村设义学或私塾。义学又称乡学或义塾，较著名的有山口村魏氏义塾、片家镇潘氏义塾、颜庄公立义塾。私塾在较大村庄里都有，甚至一村数处，较著名的有吕家芹村吕氏蕉雨山房家塾。义学、私塾多数在1902年前后停办，少数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

1902年，鲁西村首先办起初级小学堂。1904年，汶源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办学9年，共毕业学生4个班110余人。1906年2月，公立小学堂在考院成立，办学7年，共毕业学生3个班90余人。1911年，全县学堂达到24处。同年，县劝学所在文庙创办县立单级授养成分所，1915年改称县师范讲习所。1912年，学堂改称小学，全县有初等小学190处，学生5438人；高等小学2处，学生193人。1913年，城里官立高等小学堂和公立小学堂合并于考院，改称县立高等小学校，办学9年，共毕业学生15个班560余人。民国初年，县政府还组建了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等带事业性质的民间文化活动场所。1919年，县立女子小学在文庙成立。同年，全县小学达到244处，有学生647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24.4％。1921年6月，国民政府在书院创办中学，修业期限初、高中均为三年，共毕业学生245人。是年，全县有小学309处，在校学生达到1.04万人。

教育的发展，对接受和传播新的文化思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教育方针宗旨来看，1906年执行的是清政府颁布的“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主端去向”的教育方针。1911年，执行国民政府颁布的“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道德”的方针。1915年，执行袁世凯政府颁布的“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宗旨。之后，执行“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达，以促进世界大同”的教育宗旨。随着教育宗旨的改变，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民国初起，逐步取消了读《经》讲《经》，除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课以外，又增加了理化、外语等课程。原设的《修身》课也改为《社会》、《公民》或《三民主义》内容。当时的教育，尽管仍是为了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但师生毕竟从中接触到了一些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受到了一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他们来自于社会，又回到社会，这就对促进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莱芜知名教育家、清末举人亓因培（字养斋、号荇荪，辛庄大官庄村人）接受新的思想文化影响后，1911年应邀赴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语文老师。时值知天命之年，他自书座右铭曰：“王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有之日正此时也”。并自刻闲章曰“实行家”。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同事丛连珠、范明枢、张雪门等制订了“习勤养勇敬业乐群”的校训，还大力支持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种研究会，成为“心学会”指导者之一。

比亓因培年幼些的亓聘如（原名亓汉珍），1882年出生于亓毛埠村一个富裕家庭。幼年从父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章。23岁考入莱芜高等小学堂，次年考入泰安中学，后又就读于济南优级师范预科。相继受到许多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33岁毕业后，应聘在莱芜高等小学教授历史课。不久，应聘为莱芜中学校长。期间，对新文化、新思想在莱芜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来，他因为对军阀横行的动乱形势不满，辞职回家闲居，以示抗议。此时，莱芜地区匪患正炽。为防匪患，亓聘如联合本村同仁，力主按地亩分摊资金，修建村寨圩墙，购置长矛、大刀和土枪，组织村民自卫。赋闲之余，他还走村串户，到处宣讲，激发各村村民的反抗意识。一时间，各地纷纷效仿，组织起自卫团、联庄会与土匪对抗。不少组织和会员，因与土匪进行过殊死搏斗而名载史册。尽管这些大大小小的抵抗在奸同鬼蜮、心如蛇蝎的土匪面前多以失败告终，但都对肆无忌惮的土匪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对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与此同时，富有革命传统的莱芜人民对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也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中，反抗规模最大的一次，史称“草把子事件”。1913年，北洋政府下令验契，清查田赋。莱芜为此设局，督促各地绅士办理。1935年版《续修莱芜县志》记载：“初次验契，〔民国〕二年开始，催办人存观望，验者寥寥。迨雷厉风行，民心恐慌，争来呈验。署内终日填咽，甚至城里关厢、墙根屋头尽是拥挤执契不得呈验之人。有露宿街餐等候数日，将验契之款洋买食用尽，或不足回家复行揭借者，酷矣哉！且章程屡变，按之部章及筹备处细则，殊多不合，民之无敢质问者……”口镇街地主刘运文、刘运珏与山口村地主魏广海等串通一气，仰仗官府，把持验契，苛敛民财，从中渔利。凡是托请刘家兄弟者，均得以顺利呈验，反之则进行百般刁难，百姓无不怨声载道。1915年8月，虸蝗成灾，颗粒无收，强忍赋税压榨的贫苦农民反抗情绪更加高涨。10月，验契查赋演变到逐户丈量地亩、稽查无粮土地，忍无可忍的贫苦农民终于被逼上梁山。15日，栾宫村栾思信和西嵬石村张金山首先率众手持草把、棍棒，与验契把持者对抗。石城保周围72个村庄的农民立即响应，当天连下3次鸡毛文书，约邀全县农民共同行动。第二天，雪野保32个村的农民在上游庄吕曰臣带领下响应。两路队伍会合到山口村，砸毁魏广海的酒店、油坊和布店。第三天赶到口镇，南乡和东乡的各路农民队伍3万余人也汇集到口镇寨外。县知事凌念京乘轿率县警随从等10余人赶来制止，见农民人多势众，便叫开寨门，躲进警察派出所不敢露面。农民乘寨门打开之际，蜂拥而入，将警察派出所围困起来，提出停止丈量地亩和征敛验契金的要求。凌企图以缓兵之计脱身，一一答应。21日傍晚，农民正准备各自返乡时，突然发现省里派来一位熊姓委员带凌、刘（运文）等人从南寨门出走。农民们见情况有变，便尾随追赶，在田庄村将熊、凌、刘等拦住。县警开枪示威，打死农民3人，打伤1人。农民怒火冲天，首先抓住刘运文吊在田庄村的古庙里，然后砸毁凌的官轿。凌仓惶逃到港里村，更换衣服，手拿草把，伪装成农民，被该村村长连夜护送回了莱城。熊某在混乱中骑马奔走，惊恐落马被拖数步后狼狈上马逃回莱城。此后，刘运文被其心腹偷偷救走藏匿，愤怒的农民返回口镇欲火焚刘运文住宅，恐累及邻居，便揭掉其房顶，砸烂其酒店、油坊和所有家具。待解心头之恨后，方从容四散。凌念京回到莱城，立马上报了莱芜民反事宜。山东督军遂令兖州防营马三营部驰奔莱芜，见农民已经四散，便留下防营部队百余人驻守口镇，将余部和陆续到达的后续部队带回。事后，凌念京被撤职。新任知事张庆云到任后，将栾思信、吕曰臣等逮捕入狱。吕曰臣不久被保释。栾思信被判处徒刑15年，幸其会中医，为多人治病被减刑，3年后释放。民间称之为“草把子事件”，并编成戏剧《吊古庙》以示纪念。这次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余的，境内农民零星的反抗斗争不计其数。

在矿区，深受多重压迫和剥削的煤矿工人，也以多种方式与窑主、资本家展开了斗争。早期的矿工斗争一般是用怠工、逃跑、破坏采煤设备等方式进行的。矿工们怠工的办法多是在把头和监工不在场时不干活，或干脆睡觉。有的甚至有组织地集体怠工，派人望风站岗，其余睡觉休息。他们还故意破坏窑主的井下机械设备，使其不能正常运转。有的还“盗”出矿上的煤炭卖掉，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困难。

这些斗争，都充分表明了在黑暗之中挣扎的莱芜人民已经开始觉醒，急切盼望光明、渴望得到解放；这些斗争，虽然不能使劳苦大众从根本上摆脱黑暗的统治和沉重的锁链，但都为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莱芜的传播，促进了莱芜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生社会力量的出现。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生力量的出现，又为党在莱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创建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因此，一场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便处在了积极孕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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