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山东地区革命斗争的环境有所改善，共产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受新形势的影响，一些在外求学的莱芜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1931年,刘仲莹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积极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使莱芜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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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党新军阀在莱芜统治势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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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已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此后不久，进入鲁南境内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军南撤，又使其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这时，张宗昌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日本在政治、财政、军械等方面的继续支持。日本可随时出兵山东，打击英、美支持下的国民党新军阀，维护张宗昌政权。

1928年4月，国民党各派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出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开始了新旧军阀混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在国民党新军阀打击下一触即溃。5月1日，蒋、冯各路大军分途进入济南，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既得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曾派人与蒋介石交涉，试图用政治手段保持在华北方面的种种特权。代表英、美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态度暧昧，未作出回答。日本政府遂借口保护侨民安全，迅速调驻天津、青岛及在本土的第六师团等军队到济南驻扎。4月21日，日军进占济南市区，并构筑工事，封锁交通要道，准备与进入济南的国民党军队作战。5月3日上午，一日本人与国民党执勤士兵发生冲突，日驻济领事馆武官借机暗中指使特务放枪引起枪战。日军听到枪声即倾巢出动，沿街恣意屠杀中国人。顷刻间，街道上血肉横飞，尸体陈藉。混乱之际，日军将国民党军1000余人缴械。下午，邮政局、电报局被日军占领，交通断绝，全城辍业。是夜，日军强行收缴了国民党驻济交涉署人员枪械，并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残酷杀害。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事态，5月3日后，又从本土和朝鲜及中国东北、青岛等地，调集了一个师团、两个旅团和部分空军等部队到济南。日军所到之处，洗劫商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5月8日、10日，又炮轰济南市区。一连数日，被杀害的中国军民达60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亦称济南惨案。

此时，已经打到济南的蒋介石，被日军的公然挑衅所吓倒。他命令军队要“忍辱负重，不与日军相争”，对日军“绝不开枪”，并按照日军的指令撤出济南城区，严令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同时决定，绕道“北伐”，听候“国联”裁决。自此，济南被日军侵占近一年之久。

1928年6月1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正式成立。国民党军控制山东绝大部分地区后，各地国民党组织陆续由地下转为公开，迅速建立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山东国民党组织一面大搞所谓“清党”，整理其地方组织；一面加强特务活动，大肆破坏共产党组织。山东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斗争对象由军阀张宗昌变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形势日益严峻。

在莱芜，早在1928年4月，国民党军二次北伐推进之时，国民党的势力已渗入境内，他们把原国民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扯下来，换上晴天白日满地红旗，公开提出了“打倒万恶的共产党”等反共口号。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陈华甫为特派员到莱芜成立莱芜县党务筹备委员会，重新进行党员登记，以排除国民党左派力量，建立蒋系的基础力量。7月，国民党莱芜县党务筹备委员会改称为莱芜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并在3个区成立分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派王紫宸、燕壬培、亓含英为3个分部的指导委员。同时，国民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巩固其在莱芜的统治，根据全县原10个区的建制，让部分有权有势的地主豪绅担任各区区长。在此基础上，为笼络民心，7月，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筹备会，指导农民开展农事；11月，指示教育局举办初小教职员训练班，为小学培训教师；年底，成立改进习俗委员会，指导群众破除偶像，宣传放足；将县警察所改为公安局，扩充县、区保卫团，强化治安；设劝业所，管理实业兴办农桑；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设立民政部门，大搞所谓的慈善事业；开办因利局，以便利贫民小本经营生意；成立救济队，以救灾救民救伤兵；成立施诊所，赴乡间施种牛痘，防治传染病；开办平粜社，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成立防饥会，以施赈灾民。这些笼络人心的举措，老百姓开始感到很新鲜，因此有人对国民党曾一度寄予了较大希望。但不久，广大民众就看到，从国民党县党部到政府各部门、帮会组织，掌权者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名流士绅。群众逐渐认识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人，而是一些依靠国民党吃俸禄的“党官”。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些人不但没有起到救国救民的作用，反而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仅田赋一项，国民党政府1929年每两银按2.2元折征，1930年每两即增至4元。另外，地丁各项附捐、漕米各项附捐、契税、屠宰税、油税、牙祭税、酒菸税、印花税、货物税等税赋也不断递增，层层加码。更有甚者，国民党军队动辄以“剿匪”为名，不断到莱芜驻防。部队一来，不少学校就停课变成营房、马场，各乡村出粮纳草叫苦不迭。不仅如此，国民党兵还明抢明夺。如，卖豆芽的只能卖黑豆芽，如果是黄豆芽，国民党兵抢过来就喂马。当时民间流传一幅对联：“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取借无门”，就是当时人民生活的写照。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无官不贪，无吏不图。土豪劣绅有了依仗，更肆无忌惮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时闻名全县的八大乡绅，横行乡里，与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互相勾结，成为莱芜的几霸。国民党的统治，更加深了莱芜人民的痛苦。国民党势力在莱芜的发展，使莱芜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新军阀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建立了一整套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组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莱芜的革命形势经受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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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莱芜特支的建立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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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莹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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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莹，原名刘盛玉，曾化名范明生、李济安等，莱芜鹁鸽楼村人。1911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1927年举家迁居口镇。刘仲莹的父亲刘永仁，是个颇有正义感的生意人，他厌恶那些为富不仁之辈，一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曾被推举为口镇寨主。父亲的品行，对刘仲莹影响很大。

刘仲莹6岁上学。在他12岁小学即将毕业时，与比他年长3岁的哥哥一同报考莱芜县立中学，结果其兄落榜，刘仲莹则名列榜首。家人念他年幼，恐生活难以自理，即与学校打好招呼，暂不赴学就读。父亲对刘仲莹说：“等明年你哥哥考上，到时候我给你们立个馍馍折子，你们兄弟二人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料，刘仲莹的哥哥于翌年春夭折，刘家就只剩了刘仲莹这一根独苗。刘家在口镇住着深宅大院，开着钱庄，老家鹁鸽楼还有土地40多亩。日子红火，堪称富有。刘仲莹的哥哥不幸夭折以后，父亲便将进一步致富发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刘仲莹身上。所以，刘仲莹的父亲决定不再让他外出读书，而让他留在家中学做生意，以便继承家业。刘仲莹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对父亲的叮嘱、劝说不以为然，经常旁若无人地诵读小学国文课本中的一段课文：“……我家至学校有二路可通，一路远，一路近。近路狭而秽，远路广而清，我宁走远路不走近路……”他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个对众人对国家有用的人。一次，他对父亲说：“做生意只能救咱一个家……”，还没等他说完，父亲就骂他“狂妄”、“不肖之子”，硬是逼他进店学做生意。后来，他逃出商店，跑回老家鹁鸽楼，以示对父亲的抗议。母亲看犟不过他，也只好为他求情。此时他又托亲戚出面，终于说服父亲。1925年秋后，刘仲莹高高兴兴地负笈到县中就读。入校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开始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兴师北伐。此时，国民党还喊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等歌曲。山东各界纷纷支援北伐革命，纷纷呼喊“打倒张宗昌”。消息传到莱芜，激起县中学生的革命思潮。刘仲莹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当他目睹当权者的丑恶面孔和社会的极端不公后，很快便发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初步认识到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为了团结更广泛的进步力量，他和徐干晨（又名徐淦田，1910年出生，莱芜西李家庄人）、毕指南等同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宣传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活动，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

正值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之时，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于1927年4月12日，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3年的大革命失败。刘仲莹对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继续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压迫，深恶痛绝。他走出学校，到社会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王进卿，发起组织了机关工友联合会。在工联成立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工友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只有联合起来，咱们的话才有人听。国民党讲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在哪里？比如你们每月只有8块钱的工资，还要扣1块钱的制服费，当官的拿钱多……人家吃着咱看着，人家坐着咱站着，怎么谈得上平等呢？拆庙掀神固然是好事，但压在我们头上的不光是神，更残忍的是人……口头上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道院的劣绅不是赶走后又回来了吗？事实告诉我们，靠贪官污吏打不倒贪官污吏，靠土豪劣绅打不倒土豪劣绅！工友们，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有咱们的出头之日！”刘仲莹一席微言大义的演讲，给工友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此，刘仲莹经常到国民党县党部石印局印传单、讲义和《告全县同学书》等宣传材料，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的火种。

1928年秋，刘仲莹从县中毕业。由于他在学校领导学生运动，表现出一身凛然正气，因此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威信很高。1929年初，18岁的他经人推举到县农会，和孙启明、王其人等同志一起工作。在县农会，刘仲莹除积极阅读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之外，还想方设法秘密阅读《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等进步书籍，并悉心钻研农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提出：“农民的希望寄托于农会，农会要依靠学生和工友们的配合，三者必须联合起来”等主张。这些精辟的见解，对县农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29年，刘仲莹在县农会工作期间，国民党新军阀卖国求荣的面目日益暴露，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危险。对此，刘仲莹忧国忧民，终日闷闷不乐，一个踔厉风发、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一度变得抑郁低沉。人们经常听到他在朗诵：“……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古诗词。并时而高亢地唱上一段京剧“大骂毛延寿你这个卖国的奸臣”藉以倾诉他苦闷彷徨、愤世嫉俗的情怀。一天，他在农会工友王其人的住处，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卷轴：生不用做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审视良久，然后深情地喃喃自语：“当今的韩荆州在哪里？”表露了他延颈企踵渴求真理的心境。

1929年秋，刘仲莹毅然离开县农会，怀着求索革命真理的热切愿望，考取济南省立高中。时值左翼作家胡也频在该校执教，入校不久，师生成为忘年之交。刘仲莹在胡也频的帮助指导下，广泛阅读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认识到了马列主义是改造旧世界的革命真理，初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伟大理想。期间，当他见到王其人时，高兴地说：“我终于找到了当今的韩荆州！”1930年5月，胡也频在纪念济南惨案两周年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抨击时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缉捕，不得不离开济南去上海。刘仲莹追随胡也频，不久也赶到上海。刘仲莹到上海以后，在复旦大学当旁听生。1930年底，由胡也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放弃了学业，被分配到闸北区做党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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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莱芜特支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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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竟然采取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仅用3个月就侵占了东北全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怒火。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起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严厉斥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大城市，工人、学生纷纷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共产党员刘仲莹此时在上海闸北区组织发动工人群众的抗日反蒋运动，因目标暴露，受到缉捕。不久，党组织把他派回莱芜开展建党工作。

刘仲莹在1930年底放寒假时曾回到莱芜，秘密从事党的宣传活动。这次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回到莱芜后，他先是在口镇、鹁鸽楼村开展党的工作，后又到县农会、县师范讲习所等处，秘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充当新军阀的罪恶行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共产党在苏区的土地革命，阐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经过宣传教育，一部分进步的农会干事、学校教员和农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1年秋，刘仲莹相继发展韩玉超（字子骧，又名韩玉新，口镇北街村人，抗日战争时期被敌人杀害）、黄仲华（原名黄诗起，1914年出生，牛泉镇鹁鸽楼村人）、吴建章、毕指南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

毕指南，原名毕炳生，字指南，莱芜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8岁开始读私塾，12岁考入高级小学。他好学聪慧，才智过人，过目成诵，是同期学生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深得教书先生和家人的宠爱。毕指南写一手好文章，挥洒一手好书法。他每学期的作文成绩总是非常突出，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张贴出来，作为其他同学学习的榜样。由于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因而在当地颇有名气，被称为才气之子。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论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李大钊和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感人事迹，以及南昌起义等重大革命事件。他谈起来滔滔不绝，义正辞严，雄辩有力，对同学们很有感召力。他从小学到高小，屡次被推为年级级长，总是能代表师生的意愿向校长如实地反映情况，敢于出面同校方交涉争议。因此，深得师生的信赖，被视作学生领袖。

1927年，毕指南到莱芜县立中学读书。在县中读书的这段时期，是毕指南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阶段。在学校里，他不仅精习各门功课，还广泛涉猎大量的革命书籍。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指南”，意为以马列主义为自己一生的行动指南。

毕指南从县中毕业后，着力兴办教育事业，并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在教学期间，他把灌输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培养革命志士，作为自己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他利用自己家里多余的房舍办起本村第一所新式小学。不久，又与孙启明共同出资筹建了十区大辛庄大圣寺全新式完全小学。学校建成后，成为全县唯一一所拥有砖砌二层楼的小学。为完善该校配套设施，毕指南不惜把自己家的数十株成材树木一并砍伐，请祖叔等木工做成课桌、凳、椅等教学用具。开学典礼时，莱芜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莅临致贺，赞扬他为莱芜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期间，受他先进思想的影响，部分学生相继参加了革命。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曹春耕、刘众前、曹廷萼、乔树荣等。

1931年，经刘仲莹介绍，毕指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而勇敢地开展斗争，在夺取国民党莱芜县农会领导权和对贪官劣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爆发后，毕指南1938年1月同胞弟毕炳文一起参加莲花山武装起义。曾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成员。1939年5月15日被日寇和汉奸残酷杀害。

吴建章，原名吴立源，字卓先，莱芜方下镇丰登官庄人。1904年7月，吴建章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15岁上初小，虽然年幼，但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整日夙兴夜寐埋头苦读。1924年春，考入高小读书。第二年，学校因经费困难，动员学生提前报考县中，吴建章凭借出色的学识被顺利录取。1927年4月，因土匪扰乱、学校进驻军队而被迫停课，吴建章的学生生涯就此结束。同年秋，他与三弟瞒着家人跑到济南，投奔在砖瓦厂当职员的表弟张冠三寻找工作，结果败兴而归。经历此事后，吴建章深切地体会到了失学失业的痛苦，逐步认识到当前的社会是一个劳苦大众当牛作马，统治者作威作福的不平等社会。1928年春，吴建章在本村任小学教员。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新式教育，组织小学教员在泰安进行培训鉴定。吴建章赶到泰安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鉴定合格后回到本村继续任教。1929年冬，吴建章积极响应县农民协会的号召，发动指导村民组织成立村民协会，并开办冬学，教群众识字，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1931年，吴建章在农会基础较好的邻村柳行沟教学时，经刘仲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曾任八路军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工作部长、章丘县县长、历城县县长兼政府党组书记、省政府民政厅地政处副处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复员委员会巡视团长、华东政法学院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船舶工业学院行政负责人，1968年10月逝世。

刘仲莹、毕指南、吴建章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寻找上级党的组织。1931年底，刘仲莹与济南市委书记胡萍舟和泰安特支书记鲁宝瑛接上关系，经上级党组织同意，建立了中共莱芜特别支部。刘仲莹任特支书记。此后，莱芜地区革命形势开始好转，党组织开始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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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莱芜特支领导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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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改造国民党县农会。国民党县农会建立于1914年，当时纯属官办机关，没有群众基础，其职责是管理农、林、桑、麻等事业。1928年秋，国民党当局改组莱芜县农会为莱芜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由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委任毕三江等3人为筹备委员。当时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但国民党初到北方，提出的口号仍然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反对封建统治”、“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提倡革除旧俗、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等，颇受群众欢迎。1929年以后，又多次改组。先后由卞其磷、许士范、孙启明为农民协会干事，刘仲莹也担任过筹备委员。此时，农民协会组织发展较快，许多农民加入农协，共成立乡农会38处，会员1334人。1931年3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改组县农民协会为县农会，下设乡农会50处，会员1834人。此后，随着国民党县党部职员的日趋腐化堕落，尸位素餐，对农会工作逐渐不管不问。农会的进步人士看到干农会没有前途，先后离会。国民党县党部为了维持门面，于1931年10月委派国民党员吕志轩为农会干事长。吕志轩到职后，不尽职责，天天打麻将、下围棋，引起全县乡农会会员的强烈不满。1932年春，刘仲莹等中共莱芜特支成员经过认真分析，决心借此机会夺取莱芜县农会这一阵地，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毕指南等遵照刘仲莹的指示，首先在第十区的乡农会中发动乡农会派出代表，联络其他区的乡农会代表到国民党县党部请愿。经过联络，共组织乡农会代表60多人，由毕指南、刘宗汉等带头，齐集莱城国民党县党部。党部负责人苏子诚看到形势不妙，急忙召开招待会。会上，代表们提出，莱芜县农会的负责人，应按农会组织法规定，由乡农会代表开会选举产生，不应当由县党部委派，并提出把吕志轩撤职的要求。迫于形势，苏子诚不得不完全接受代表的意见，并应允由县党部负责通知全县乡农会选出代表，召开选举大会，选举农会领导人。当年4月，县农会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孙启明、吴建章、毕指南3人为县农会干事，推举孙启明为干事长、吴建章为副干事长。不久，王其人也到县农会作工友。这样，莱芜县农会几名成员中，多数是中共党员。县农会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了莱芜党组织的手中。改造后的县农会，随之成为莱芜党组织的活动阵地，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孙启明，原名孙鸿亮，曾用名聘之，1899年出生于莱芜方下镇柳行沟村。1915年，考入泰安中学，不久辍学回家。1917年应聘为小学教员。1925年遵祖命辞聘，入股合伙开办油坊。因不善经营，加上匪患频繁，一年后便停业务农。1928年，国民党军进入莱芜境内，孙启明受其所谓禁止日货、提倡民生、破除迷信等宣传影响，萌发变革社会欲望，参加政府举办的小学教职员训练班，接受“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秋，任县农会干事。1930年，孙启明与国民党地方官吏的腐败行为进行斗争，多次碰壁而失望。翌年秋，入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一年。1932年，在中共莱芜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当选为县农会干事长。到任后，孙启明与共产党员毕指南、吴建章、王其人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开展工作，使基层农会迅速发展到71处，并组织乡村农会同豪绅和旧习俗作斗争，改造乡村政权，为中共莱芜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曾在1938年1月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驻莱办事处主任。1939年8月，当选为莱芜县民主政府县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民政科长。1940年，当选为莱芜县参议会参议长。1941年8月，任泰山专署参议会驻会委员。1944年1月，任泰山专署民政科长。1945年7月，当选为鲁中行政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延安（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任鲁中驻渤海办事处第一大队大队长。1948年7月起，任泰山专署司法科长、秘书主任。建国后，历任鲁中南行政公署水利局负责人、山东省水利局秘书主任、农林厅办公室副主任、水利厅灌溉局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迫害。1984年病逝。

1933年3月，孙启明经吴建章、王其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农会完全被控制。后来，为了加强对农会的领导，在县农会成立了特别支部，先后由吴建章、王其人任书记。

二是领导县师学生运动。县师范讲习所是当时莱芜的最高学府。当时，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教育，完全是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腐朽落后的程度不堪言状。如专门搜集婚丧嫁娶之类的礼教以及各种契约、对联等作为学生的必读物。学生对学校教师和教育当局极为不满。为此，莱芜党组织认为应抓住有利时机，在县师中领导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3月，莱芜县师范讲习所学生窦光宇(原名窦子顺，又名窦秉坤，鹁鸽楼村人)由刘仲莹、黄仲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窦光宇入党后，先后发展于秉琛、亓怀忠入党，并建立了县师党小组，窦光宇任组长。

县师党小组在县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外围群众组织，准备开展一场学校斗争，借机发展壮大党组织。他们首先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学习部、讲演部、文娱部、体育部、卫生部等，并通过这一组织向同学们介绍阅读一些进步书刊，研讨革命理论，活跃政治气氛。这一活动得到了一些进步教师的支持，也提高了学生自治会的威信。在学生自治会的教育发动下，大部分学生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从而引起对学校封建行为和社会黑暗的极大愤慨。党组织抓住这一突出矛盾，利用纪念五四运动的有利时机，组织开展了一场罢课斗争。罢课的宗旨是改革旧的教育方式，公开提出赶走不称职的教师，罢免教育局长等口号。罢课斗争始终在党组织领导之下，规定每个党员团结5个同学，并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制定了斗争公约：团结斗争到底；妥协是公敌；服从领导；不准离开学校。这些内容在各室长(自习室)联合会议上，都作了表决，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广泛拥护。罢课前夕，还召开了学生大会。斗争开始后，没有一个学生去听课，县师学生正式举行罢课。

学生罢课后，学校训育主任、校长出面劝说、威胁，都没有成功。学校的反动教员见势头不妙，借机都溜走了。下午，教育局长周定一到学校召集学生训话。根据学生的请求，周定一答应撤换不合格教师，聘请新教师，自己也搬到学校来住，并亲自给学生代课。罢课取得了初步胜利。然而，狡猾多端的周定一，除每隔一两天给学生讲一个钟头，胡乱寒喧劝说一下外，对学生的其他请求一点也没有兑现。不久，周定一推说公事忙干脆不到校讲课了。于是，罢课斗争的矛头又转向了教育局长周定一。

县师党小组根据形势发展，认为如果不斗争到底，就等于宣告罢课失败。因此，窦光宇等党员发动学生会主席张鸿达公开出面，重新发动这场斗争。在多次到县教育局找周定一说理无效后，1932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十八日），窦光宇、张鸿达、亓怀忠等人带领全校同学高呼着口号，结队到国民党莱芜县党部说情讲理，到县政府大堂请愿。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把学生行动视为不轨，巧于应付，这更激起了县师学生的愤怒。学生于当日高呼“打进教育局去！赶走周定一！”等口号，冲进了教育局。周定一一听到学生到县政府请愿的消息，就藏到了女子小学。学生冲进教育局时，他早已逃出莱芜。愤怒的学生没有见到周定一的影子，便把周定一的衣服、被褥、蚊帐等扔到了大街上。这天正逢东关大集，赶集的群众纷纷驻足，聚拢围观。

周定一被赶走后，学校贴出布告称：“为立即复课，搞好教学，教育不法学生，张鸿达、亓怀忠开除离校”。看到布告，同学们再次掀起学潮，口号是张鸿达、亓怀忠没有错误，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否则誓不罢休。迫于学生们的压力，在党组织交涉下，学校当局被迫接受学生的要求，宣布张鸿达、亓怀忠继续留校学习。

20余天的罢课斗争，是莱芜党组织发动青年学生，向旧势力进行斗争的一次尝试。学生赶走教育局长，震动全县，县师自此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对这次学潮，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交口称赞，党组织也在斗争中看到了学生的朝气和力量。通过这一斗争，学生中的党员受到锻炼，威信得以提高，学校的党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不久，县师范讲习所由窦光宇负责建立了党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县师的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并没有结束，斗争由表面走向深入，甚至更加尖锐起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县师的活动也开始重视起来，从而拉开了莱芜地下党组织斗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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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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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特支成立后，通过领导改造国民党县农会和县师学生运动，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工友和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莱芜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鹿省三、王培汉等一批在外地求学、谋生的中共党员或是受党组织派遣，或是因躲避敌人追捕，先后返回莱芜，分别与刘仲莹接上了关系。他们的回归，不仅充实了莱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而且有了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渠道，为莱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鹿省三，原名鹿效曾，曾化名孟哲、秋阳、季芳华、张守仁等，1905年3月出生于牛泉镇西牛泉村一个中农家庭。鹿省三到学龄时，为光宗耀祖，父亲把他送进了私塾。但鹿省三对塾师逼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非常反感。入塾不久，他就开始“淘学”。父亲无奈，只好将他送入“洋学堂”。入校后，鹿省三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他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下刻苦钻研，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榜首。他极喜欢听英雄人物的故事，岳飞、文天祥、武松、鲁智深等，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乐于帮助别人，经常约家庭贫困的同学到家中吃饭。他尤为讨厌那些仗势欺人的恶少。每逢遇到富家子弟欺负穷苦孩子，他总是挺身而出，扶弱抑强，抱打不平。1918年春，牛泉小学停办，鹿省三被迫辍学。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业，而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坚持学完小学课程后，又自学了高小的全部课程。

1928年，鹿省三进入国民党县政府举办的小学教员训练班。期间，他参加了进步师生组织的抵制日货、宣传放足等反帝反封建活动。1929年初，鹿省三从训练班结业，回本村小学任教。他思想开明，教书过程中注重育人。常带领学生越野游春、登高望远，给学生讲祖国的大好河山、讲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讲抵制日货、讲耻辱的《二十一条》、讲亡国奴的惨痛……他还以忧时伤事的情感，结合本村实际，给学生讲解“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等诗句，反复解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借以培养学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

虽然身处乡村草舍，但鹿省三却“位卑未敢忘国忧”，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9年秋，鹿省三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入校后，他主动接近那些思想进步的师生。他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及苏区红军的活动情况后，党的伟大形象深深根植在了他的心目中。自此，鹿省三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1930年初，鹿省三由张子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选为党支部成员（该党支部由正谊中学和济南乡师两校组成）。根据党组织的部署，他利用和同学闲谈的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以及学校“奴化教育”、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实质。1930年清明节前，济南多所学校都准备组织师生到马鞍山踏青赏景。鹿省三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便与程铭汉等同学连夜赶印了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传单，分给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带着，以便瞅准时机散发。清明节这天，恰巧刮起了大风。同学们爬上悬崖峭壁，将传单顺风势撒出去，传单像雪片一样，漫山遍野地随风飘扬而去。传单至处，群众纷纷抢阅。

由于鹿省三活动频繁，向他靠拢的同学越来越多，慢慢引起了敌人对他的注意。反动的学校当局，把他当作“赤化分子”、“危险人物”，纳入了视线。党组织为了不使他过早地暴露，出于保护的目的，让他以家庭经济拮据为由暂时休学。鹿省三休学后化名孟哲，到济南一家医院当临时卫生员，和学校党组织随时保持着联系，并继续领导着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不久，医院也对他产生了怀疑，并辞退了他。

1930年夏，鹿省三回到老家牛泉村。开始，他并未对父亲吐露真情，只是说近来课业多，经常头痛，老师让他回来休息一段时间。鹿省三在家里白天帮父亲干农活，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和乡亲们促膝谈心。谈社会的贫富差异，谈地主老财坐享其成，谈穷人翻身要靠斗争……借以启发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

1931年初，国民党左派储步程担任了正谊中学校长（不久便被调走）。因他思想进步，深得同学们的爱戴。鹿省三得知这一情况后，迫不及待地回到济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恢复了学籍。这年10月，鹿省三担任了正谊中学党支部书记。为扩大党的影响，鹿省三经常带领同学晚上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他们从学校一直贴到省政府门口，经常把传单塞进警察岗楼。虽说行动是在晚上秘密进行，但危险却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一个初冬之夜，正当鹿省三悄悄地在校园里张贴标语时，突然四五只手电一齐向他射来。紧急关头，他以超常的胆识，迅捷地跃出学校院墙，一口气跑到了大明湖畔。看到敌人紧追不舍，他不顾寒冷，跳进湖里躲藏在了芦苇丛中。敌人反复搜索了数遍，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便骂咧咧地扫兴而去。敌人走远后，鹿省三才从刺骨的湖水里爬上岸。

九一八事变后，鹿省三与其他进步同学遵照山东省委的指示，在正谊中学积极组织赴南京请愿队伍，并被选为正谊中学学生请愿团负责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主席团成员。

1931年12月12日，各校学生聚集南京，涌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但蒋介石毫无抗战诚意，只是对学生敷衍应付一番，激怒了请愿的学生。15日，济南学生在鹿省三等人的带领下，将“请愿团”袖章换成“示威团”袖章，参加了全国学联组织的反对国民党与日本秘密谈判的示威游行。鹿省三又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团成员。17日，学生游行示威结束后，鹿省三带领同学们来到中央大学，他们脚跟尚未站稳，即听说北京和上海的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发生了械斗。鹿省三急中生智，打开中央大学体育器械库，同学们拿起标枪、铁饼、铅球、哑铃等，决定冲出学校去和反动军警拼命，以声援北京和上海的学生。不料，秦淮河桥头上的爱国学生已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珠桥惨案。18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重兵包围中央大学，勒令学生离开南京。济南学生在武力押解下，乘车返济。在请愿学生返济之前，韩复榘即下令学校提前放寒假，并责令所有旅馆、饭店一律不准留学生住宿。学生回济后，因无处落脚，绝大多数都离开请愿队伍返回家乡。1932年春，学校开课后，在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周会上，鹿省三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指着反动校长徐伯璞的鼻子，骂他背信弃义，只顾升官发财，不顾国家安危。义愤填膺的学生纷纷站出，将徐伯璞痛骂一顿。对此，反动当局进行了镇压。鹿省三被开除学籍，后被列入通缉名单。

鹿省三虽然被学校开除学籍，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依然活跃在济南、莱芜两地。他曾多次去正谊中学黄台分校，出色地完成了党分配的任务。回到莱芜，他到处探听党组织的消息。后来，通过民主人士亓聘如，终于和莱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接上了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一边往来于济南和莱芜之间，起到了省委与莱芜特支联络员的作用。

1932年夏，通过鹿省三与山东省委的秘密联络，省委和莱芜特支都认为，有必要成立莱芜县委，以促进党的工作在莱芜的进一步开展。期间，鹿省三多次往返于济南、莱芜之间，上报莱芜情况，传达省委指示。六七月间的一个雨日，省委派他给莱芜特支传达口头指示。他从泰安下了火车后，便冒着大雨拼命往回赶。到达汶河畔时，河水正在暴涨，岸上的群众劝他不要过河，但重任在肩的鹿省三毫不迟疑地冒着生命危险下了水。他在汹涌的浪涛中时上时下，湍急的水流冲得他身不由己，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与洪水作着殊死搏斗，最后他抓住了一根垂柳枝，才挣扎着爬上岸。就这样，他把上级的指示及时传达给了莱芜特支书记刘仲莹。

经过特支的艰苦努力，到1932年秋后，全县已发展党员70多名，党员骨干力量不断加强。这时，中共山东省委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在莱芜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建立中共莱芜县委。中共莱芜县委的成立大会在云台山和尚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窦光宇、刘伯戈、毕指南、吴卓先、周茂森、马振川、鹿丕山、于炳琛、刘立三、张永泉等。会上，刘仲莹向大家介绍了中共莱芜县特支建立后党组织的发展及活动情况。省委特派员张天民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建立中共莱芜县委的决定，并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讲话。大会通过提名表决，县委委员由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毕指南、刘伯戈、周茂森等组成。刘仲莹任县委书记，黄仲华任组织委员，毕指南任宣传委员。中共莱芜县委受省委和泰安中心县委领导。会议同时决定，在县委的领导下，继续秘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各支部，并根据各地发展情况，逐步建立分区委。

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莱芜党组织重新崛起的序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党的斗争积累了历史经验：

第一，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莱芜有了新的统一领导核心。1927年，莱芜县虽然也产生过形同县委的莱芜区委。但是，由于受当时客观环境所限，缺乏应有的建党基础和领导力量。因此，莱芜区委没有真正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表明莱芜一批具有农民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莱芜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树立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第二，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形成了与国民党在莱芜的对抗势力。中共莱芜县委建立前，国民党新军阀在莱芜实行残酷统治，县党部门匾高悬“党权高于一切”五个大字，限制共产党和农会等组织的发展，限制自由、民主、平等。中共莱芜县委建立后，当时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是她把广大劳动人民、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逐渐地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打破了国民党政权在莱芜的一统天下。

第三，在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莱芜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建党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在鄂、豫、皖一带开辟了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从莱芜到安徽一带运茶的农民，带来了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消息。刘仲莹、鹿省三等一部分在外地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一回到莱芜就向农民和知识分子介绍城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一些进步书籍、红色读物，使一批县师和其他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接受了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在刘仲莹、鹿省三、李增援、徐干晨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使这部分知识青年进一步看到了光明。他们积极要求入党，成为莱芜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因此，这一时期莱芜党的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开始的，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莱芜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中共莱芜县委的建立，使莱芜党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莱芜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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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莱芜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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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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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莱芜的建党工作，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从刚开始就注意实行了隐蔽、秘密的发展方针。县委建立后，根据当时莱芜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展党员的对象为：雇农、贫农、手工业工人、进步青年学生和进步的小知识分子。县委同时规定了发展党员的四项原则：一是发展对象由专人负责，不得多头；二是个别教育培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三是与发展对象不得频繁接触，以免引起敌人怀疑；四是不得过早暴露政治面貌，以免培养不成熟，泄露党的秘密。县委根据上述原则，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党员。县委规定，每个党员首先在本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然后再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向外村、外区发展。

经过宣传教育发动，一区的东关、南关、孟家花园、吴家岭、任家洼、高庄等村，二区的口镇、景家镇、王家楼、李家镇、片家镇、藕池、毛家圈等村，三区的牛王泉、西上庄、降寇(祥沟)、阎家洼等村，十区的三官庙、柳行沟、刘家封邱、高家洼、圣井、鲁西、丰登官庄、冶河桥沟、店子等村，分别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党员较多的村建立了党支部。如县委委员毕指南按照县委的分工，以群众基础好、人际关系熟的方下高级小学为秘密联络点，利用校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白天教书，晚上和课余时间对教职员和学生宣讲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宣讲中国共产党和毛委员领导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以及反“围剿”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由于道理讲得透彻，方向指得明确，大家无不心悦诚服、点头称是，深感受益匪浅。广大师生从心眼里钦佩他，愿意与他接近。因此，毕指南很快在学校和附近村庄的农民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党员20多名，并建立了党支部。县委委员鹿省三为完成县委布置的任务，瞒着家人夜间外出活动，往往一宿要跑几十里路，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回到村里下地干农活。就这样，他广泛接触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劳苦群众，通过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展10余名党员，并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3年初，党员发展对象由个别贫雇农、手工业工人、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为开辟空白村的工作，党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安排一部分党员到一些村、镇担任小学教员。如先后安排刘夏峰到丰登官庄、刘子正到王家楼村任教。他们都分别发展了一批进步农民和学生入党。为争取县区的领导权，县委还派遣部分身份适合的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县、区机关工作。如派吴道源、吴化之到十区区公所联庄会工作，在县公安局安插党员王玉珂等。通过这些工作，全县党员很快发展到200多名，范围遍及各地各行业。

随着党员队伍的发展和壮大，1933年夏，县委在党组织领导有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先后建立了4个分区委。以鹁鸽楼、牛王泉、西上庄等村为中心，成立了第一分区委，黄仲华兼书记；以城区和城南为中心，成立了第二分区委，刘伯戈兼书记；以鲁西镇为中心，成立了第三分区委，毕指南兼书记；以口镇为中心，成立了第四分区委，韩玉超任书记。

在此基础上，刘仲莹主持在县农会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县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刘仲莹、鹿省三、王其人、刘夏峰、孙启明、吴卓先、毕指南、刘伯戈、周茂森等人。会上，一是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认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党的力量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党应该继续贯彻隐蔽方针，继续努力发展党员，建立与扩大党组织，在长期隐蔽的斗争中，不断积蓄力量。二是决定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对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红军在苏区反“围剿”胜利的宣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三是决定利用各种可能的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展对敌斗争。

同时，为配合党的隐蔽斗争的需要，县委还决定由刘仲莹、毕指南负责创办报纸，对党员进行党的理论、基本知识和斗争经验、斗争方法等方面的教育。经过准备，县委于1933年7月1日创办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战斗》。第一期便明确了党员的保密原则，阐述了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的原则，登载了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战斗》的创办，对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对莱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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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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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莱芜县委建立之前，刘仲莹等就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秘密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发展外围群众组织，作为党的同盟军，开展对敌斗争。先后领导组织建立了由铁、木、泥水匠和织布工等参加的职工会，由先进妇女参加的妇女会，由进步知识分子参加的读书会等。县委建立后，更加重视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并利用这些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敌斗争。

1933年初，县委首先抓了团的基层组织建设。鹁鸽楼一带由王传斌负责，鲁西一带由曹春耕、刘子正负责，县师由窦光宇负责，分别进行了共青团员的发展工作。1933年春，成立了团县委领导机关，由刘伯戈任团县委书记。团组织建立后，在通讯联络、开展斗争、培养后备力量等方面，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

1933年夏，由鹿丕山负责建立了雇工会组织。雇工会建立后，他们发动农村雇工，以增加工资和改善其他生活待遇为主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公开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如鹿省三在鲁西镇的短工市上，领导短工抗工价，要求涨工资；陈侠领导雇工破坏那些横行霸道的地主的庄稼；黄仲华在鹁鸽楼一带，趁农忙时节带领雇工向地主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并进行罢工等等。这些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党领导的这些公开斗争，一方面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获得了直接利益，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锻炼了队伍、扩大了党的影响。

此外，1933年冬天，鹿省三、刘子正还负责成立了莱芜县反帝大同盟，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抗日救亡运动。

县委通过发展群众组织，团结了各阶层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也为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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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贪官污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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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党领导改造县农会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县委开始积极配合农会大力发展乡村农会会员。1933年初，全县相继成立80余处乡、村农会及1处区农会，发展会员4000余人。乡村农会实行普选，多数改选了乡、村长，成为党的一支强大同盟军。这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仇视。他们以“群众组织由群众出钱来办”为借口，利用停发活动经费等方式，企图迫使农会关门。按照县委“坚持农会存在，掩护党的活动”的指示，干事长孙启明等揭穿国民党县政府的阴谋，不屈不挠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一面自筹经费想方设法维持工作，一面进行公开交涉，据理力争，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迫使国民党县党部重新开始发放每月40元的银币津贴。

与此同时，县委根据各阶层的反映和要求，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决定因势利导发动各阶层人士，开展以反贪赃枉法为主的斗争。斗争矛头首先对准了国民党县财政局长毕华桥。毕华桥又名毕金溪，是莱芜的劣绅。他当上国民党县财政局长后，一贯奉行国民党莱芜县政府的命令，大收苛捐杂税，还伙同其他地主势力剥削压榨人民，而且有明显的贪污行为，民愤较大。

1933年2月，刘仲莹在莱城北矿山上的文昌阁，组织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由县委直接领导，发动中上层进步人士，开展全县范围的反毕华桥斗争。县委决定，由孙启明、毕指南、吴卓先、王其人等以国民党县农会的合法身份，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的组织发动工作。当时，国民党七区区长张显廷与毕华桥矛盾较深。党组织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发动张显廷告发了毕华桥，并请求建立县清算委员会，清查财政局的账目。毕华桥听到消息后，立即向莱芜县政府上交辞呈辞职回家，企图不了了之。党组织督促张显廷带头要求县政府建立了县地方财政清理委员会。委员由10个区各推荐一名，县农会一名，并推选孙启明、张显廷为正副主任委员。通过清查，揭露了毕华桥在干财政局长7年时间里，贪污、挪借、浮冒、滥支财政款项的犯罪事实。清理结果公布后，毕华桥不服，上告省财政厅。省政府命令县政府另行组织清理委员会，开始第二次审查。因事实确凿，第二次清查仍维持原案，并将清算结果铅印成册，散发全县各区、乡，但毕华桥却逍遥法外。为此，县委组织人员多次向山东省政府控告，1935年11月，毕华桥被押解到省关押起来，并追出部分贪污款项。全县人民闻之大快。

在与贪官毕华桥的斗争中，县委委员毕指南没有辜负党的嘱托和全县民众所寄予的厚望。斗争中的每一项决策、每一项措施，无不是经过毕指南的深思熟虑后，才得以确定和采取的。这些决策、措施的运用，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斗争最紧张的日子里，毕指南等人不分昼夜地对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上层进步人士做教育动员工作，及时识破和排除对方所设置的障碍，把火力点始终对准斗争目标，确保了斗争的胜利。毕指南详尽规划后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和实施步骤，都高敌一筹，先敌一步。在毕华桥之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他为民请命无所畏惧，先后数十次上诉于国民党莱芜县、山东省政府。在屡次县、省法庭开庭时，毕指南都与孙启明密切配合，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把对方辩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以致被告及其辩护人见毕指南出庭便胆寒。最终，以铁证如山的事实，使毕华桥以贪污、挪用、滥支巨款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事后，全县近百处区、乡农会和社会各界人士，无不称道毕指南是县农会的智囊、辩士。

随后，县委又组织领导了清查财粮科浮银的斗争，控告贪赃枉法的乔法官的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县农会干事长孙启明始终以合法身份按县委部署，冲锋在前。在清查财粮科案中，查出了浮银500元及科长郝伯衡贪污自肥的罪行后，国民党县当局久拖不决，并设法打击检举揭发者。适逢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到莱芜视察，孙启明即发动因检举揭发遭受打击的财粮科职员拦路告状，并发动社会舆论施加压力，迫使韩复榘亲理此案追回赃款。接着，孙启明又联合机关团体向省政府控告县法官乔某勒索受贿罪行。这个乔法官贪污成性，执法枉法，频频吃请受贿，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公愤。省政府接到控告后，派遣到莱芜处理此案的人员以“行贿受贿同样治罪”来压制揭发人。孙启明抓住机会，发动群众向乔某要受贿款。乔某拿不出现钱即写欠条。因证据确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得不将乔某撤职查办。此后，孙启明联合县商会，告发县度量衡鉴定所所长借改制收敛旧秤之机，伙同奸商推销劣质新秤从中牟利的罪行，迫其收回劣质新秤，向群众赔偿了没收折毁的旧秤。不久，孙启明又以农会名义告发县联庄总会会长栾仲久利用职权欺压民众，吃喝嫖赌，贪污自肥行径。栾串通国民党县长反治“诬告”罪，孙启明毫不示弱，在民主人士亓聘如（孙启明岳父）支持下向山东省法院起诉，获得胜利。这些斗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地方劣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斗争信心和勇气。

处于地下革命活动时期的莱芜党组织，支持县农会这一合法组织，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斗争策略机械，对时局缺乏正确的估计，使县农会这一党的秘密活动阵地逐渐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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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党的秘密联络点——文成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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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捕共队突袭莱芜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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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是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重新提出了“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甚至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极端错误口号。在山东，因省委书记胡萍舟不赞成发动武装起义，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工作变动。1932年3月，中共临时中央委派武平任山东省委书记。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专门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要求。

武平回到山东后，不顾山东革命力量的分散、弱小和韩复榘统治的相对稳定，极力贯彻会议精神。他要求“各地党部应认为山东游击战争的发动是今天的任务，是真正拥护红军苏维埃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为了这一工作的开展与完成，各地党部应急速发展农民、灾民、士兵的斗争，以帮助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发展”。为督促各地发动暴动，山东省委还经常派人到各地检查暴动。翌年春，莱芜县委委员鹿省三就被委任为省委巡视员，到淄博、昌潍等地检查指导工作。

受中央和省委“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共莱芜县委在1933年五一劳动节之际，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一夜之间，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标语、传单，贴满了莱芜县城、口镇等重要村镇，并沿泰莱公路贴到泰安县的范家镇附近。为了在国民党莱芜统治集团内部造成恐慌，有的共产党员把标语、传单贴到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门口，甚至贴到了城门哨兵的枪杆上。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抢阅传单、标语。这虽然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一片惊慌，扩大了党的影响，但这种“左”倾冒险的斗争方式也暴露了党组织的活动。

1933年9月，新泰县委领导的龙须崮武装暴动又给莱芜县委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县委也提出了掌握武器，准备武装起义的新任务。随后开始了捐款购买武器的工作。有的党支部买到了电光枪和土造手枪。县委利用党员的捐款购买了3支进口手枪。县委书记刘仲莹，不惜变卖家产带头捐款。在他的带动下，有钱的党员纷纷捐款，最后购买到手枪和长枪40余支，匕首多把。县委后来又让东关一个铁匠打造了一部分匕首，基本达到党员人手一件武器。有了武器后，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地方反动势力不敢再轻举妄动，起了挞伐邪恶、保护自己的作用。这一做法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正确指导，个别党员盲目行动，使党的活动一度处于半公开状态，暴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之下。

1933年7月2日，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书记张北华等被捕。7月中旬，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得知莱芜中共党的活动非常活跃的消息后，派捕共队到莱芜抓捕共产党员。当时，莱芜县委和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设在鹁鸽楼小学，由在该校任教的窦光宇负责联系。一天，蜂崖村党支部书记亓怀忠到鹁鸽楼小学向县委汇报工作。县委的几位负责人刘仲莹、黄仲华、窦光宇正听取汇报，国民党县党部特务马润田突然闯进学校。马润田以通知县放足委员王兰芬、王兰惠回县开会为名，打探消息。他见刘仲莹等人在场，随即就带捕共队进了学校。刘仲莹沉着机智，笑脸相迎，佯作去找村长，从容离开了学校。其余三人有的称上厕所，有的称去提水，也相继脱险。特务最后从窦光宇的抽屉里，发现了给在陈家峪小学任教的何桂开的一封未发出的信，遂到陈家峪小学逮捕了何桂开，关进莱城监狱。国民党当局对何桂开审查三个月，因无确凿证据，将其释放。这一事件发生后，窦光宇、亓怀忠分别躲往外地，刘仲莹、黄仲华在本地隐蔽工作。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鹁鸽楼村和县农会的监视，造成了党的活动不便、耳目不灵的不利态势。不久，省委和泰安中心县委也被破坏，莱芜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形势更加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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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书局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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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县委为隐蔽自己，保存力量，经毕指南提议，决定开设一处书笔文具店，作为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县委书记刘仲莹向县委委员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王其人。刘仲莹认为，王其人有承担这项工作的很多有利条件。第一，他于1927年在国民党县党部石印局当过工人，与在口镇西街经营毛笔、字章、石印等生意的“文升堂”书笔店老板段西林较熟，必要时能得到段西林的指导帮助；第二，他曾销售过石印局印制的莱芜县地图，有做生意的经验；第三，他在县农会当过工友，跑过交通，接触面大，认识人广。县委成员一致同意刘仲莹的提议，王其人便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王其人，原名任瑞先，莱芜孟家花园村人，1910年11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13岁入高小，15岁读完县农中后即到县城古嬴丝厂当学徒，17岁到县石印局做工友。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曾秘密地给进步学生刘仲莹印制过《告全县同学书》等革命宣传品，积极投身革命思想的传播工作。1929年，到县农会成为一名工友。在农会，他积极与中共莱芜县委负责人刘仲莹、毕指南等联系，共同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驱赶国民党顽固派吕志轩、夺取农会领导权的斗争。期间，因工作突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吸收为县委委员兼农会特支书记。县委掌握农会领导权以后，王其人充分利用这一合法组织，积极协助干事长孙启明等开展了大量工作。

王其人接受创办书笔文具店的任务后，便放弃了农会工作，开始积极筹措，认真准备。他先是在堂兄任敬先（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警长）的资助下，从青岛购进了一部分文具用品。随后，县委发动党员捐款，筹集300多元资金作了进一步的准备。但这还远远不够，因那时卖书笔行业现金交易不多，主要是先赊欠记账，到暑假、寒假才结账收钱。为使书局尽早开业，王其人又多方联系，赊了一批货，开办了文成书局。书局名取自王其人在县农校读书时，其师题赠的“墨醉花香动，文成剑气豪”条幅，不仅儒文高雅、不流俗套，而且蕴藏着斗争豪气，别树一帜。

文成书局成立时，没有店铺，只有一个粗线褡子。擅长书法的县委委员毕指南亲书“文成书局，癸酉年制”八个大字，绣在褡子的两面。王其人就背着这个装满笔墨纸砚等几十斤重的褡子，不顾夏热冬寒，栉风沐雨，每天行程六七十华里，走村串学卖货，“以文会友”，从事联络工作。书局开办一段时间后，县委认为经营书局确实是搞秘密联络工作的好形式，便决定正式设店铺，公开营业。县委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将这一营业点选在了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便于活动、离县城30华里的鲁西镇。并由县委委员孙启明、毕指南出面，租赁了鲁西镇房西庚家靠大街路北的三间房子，作为书局的门市部。开业前，王其人等粉刷了房子，整修了门面，绘制了“文成书局”匾额和“湖笔徽墨文教用品一应俱全”边幅，房内挂有“文成当需书局助，学校方把用品销”、“以文会友”对联。经过这样一收拾，店铺显得清新活泼，很有了些书局的样子。

1934年2月，文成书局正式开业。开业之时，为应对门市部开业的业务，县委又派共产党员曹春耕到书局工作。曹春耕，1917年出生在莱芜牛泉镇三官庙村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入县立第二高级小学读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委地下交通员等职。书局开业后，王其人负责与县委、省委的联系，曹春耕负责与鲁西镇周边党的基层组织联系。对外王其人是掌柜的，曹春耕是小伙计。

书局经营一段时日后，因赊欠过多，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王其人的父亲任向荣明白王其人干的不是一般的“买卖”，便鼎力相助，到地主家贷了300块大洋给他，青岛王其人的堂兄任敬先也寄来200元，帮助书局渡过了难关。新资注入后，王其人先后奔赴济南、泰安、周村、博山等地积极联络，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行业也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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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书局开展的秘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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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书局作为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创办以后，县委指示要具体做好三项工作：第一，担负县委各领导之间及县委与下级党组织的联络，并负责与泰安中心县委、省委的联系；第二，做好小学教师和学生工作，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传播革命火种，壮大革命力量；第三，利用书局购销关系，为县委解决国民党禁购的油印机、钢板、蜡纸、油墨等宣传用具。

鲁西镇农历四九逢集日，到书局买书的人很多。地下党员穿杂其间，王其人等借此机会一方面收集下级党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把县委的指示传达给下级党组织。除大集开门营业外，平时他们仍以走乡串学为主。为扩大活动范围，经县委同意，书局购买了自行车，买卖逐渐涉及到全县各个学校和主要集镇。文成书局真正起到了上承下达的作用。

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再次被破坏，各地党组织陷入独立坚持开展工作的局面。期间，为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联络，王其人曾多次以文成书局掌柜身份，奔波于泰安、济南、莱芜之间，与上级党组织接头。他先是在泰安省立三中与泰安党组织负责人朱玉干取得了联系，后又在济南与乡师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刘莱夫取得了联系。1934年泰安中心县委被破坏后，朱玉干不能坚持工作，便找到莱芜党组织，要求资助路费到大连隐蔽。此时，为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刘仲莹与鹿省三也决定分头外出寻找党的关系。于是，县委通过文成书局下达通知，于3月16日晚，在汶河滩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确定的事项有：刘仲莹去上海找党的关系；县委书记暂由刘伯戈代理；发动党员凑钱资助朱玉干去大连。

在县委的领导下，文成书局的“买卖”紧紧依靠群众，仅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县普遍展开。每到一个地方，学生和群众围拢上来后，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城里的、国内的新闻介绍一番，讲各地学生运动和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情况，也讲听说的苏区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群众往往听得入迷，常常缠着不让走。有些学生还经常主动到书局找王其人、曹春耕探听消息，彻夜畅谈，结成知己。到1935年初，全县约有70多处学校与书局建立了联系。全县10个区中，书局在6个区有活动，并团结了各区的一批中上层进步人士。他们有的后来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友好人士，积极为党工作。

为做好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文成书局在串乡时，经常向青年知识分子推荐鲁迅的《彷徨》、《呐喊》、《祝福》，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这些书籍的价格便宜，思想内容新颖，很吸引人，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这样，他们用“以文会友”的方式，团结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受文成书局影响的大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党树起的抗日大旗下，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革命队伍，并相继成为革命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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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书局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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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与县委委员周茂森到济南国民党省党部叛变投敌，出卖了莱芜县、区委组织和党员数十人，叛徒宋鸣时随即派武装前往鲁西镇文成书局搜捕共产党员。翌年7月，叛徒李光荣、方春荣（二人先后追随刘伯戈叛党）又两次带捕共队到莱芜大搜捕，党的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先后又有8名党员群众被捕，县委建立的4个分区委、县农会特支和文成书局均遭破坏。王其人、曹春耕机智脱险后躲到外地隐蔽。

此前，书局因贷款、赊欠等已对外欠款达500余元。此时，债主们一齐向王其人家逼来。在国民党县党部的煽动下，地方恶霸强行将王其人家的土地顶了债。会文斋老板魏洪业趁机向国民党县政府起诉，将王其人的父亲和哥哥抓进监狱。进步民主人士亓聘如和许东藩仗义执笔，据理驳斥，以王其人在逃，被告不成立为由，迫使莱芜县司法处民事庭驳回起诉，魏洪业败诉，王其人的父兄得以释放。此后多年，王其人的父母因生活无着，长期在蒙阴一带以讨饭为生。

王其人脱险后，隐蔽到山西。抗战爆发后，返回莱芜，参加徂徕山起义。后受组织派遣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1943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旅顺市委书记、南昌工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南人民监委秘书长、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党委书记、乌鲁木齐市委第二书记兼第一副市长等职。1982年离休，1991年10月病逝。

曹春耕脱险后，到外地隐蔽。1937年返回莱芜，历任新甫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安丘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青岛国棉六厂、七厂军代表，国家纺织工业部监察局副局长，北京市计委副主任、物资局长，外交部总务司长、驻挪威大使、部长助理等职，1978年病逝。

文成书局“以文会友”，传播了进步思想，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莱芜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