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党的各级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党的工作出现新的局面。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没能正确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没能正确处理面临的问题，而是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致使各级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党的工作再次陷入近乎停顿的状态。这时，中共山东省委迭遭破坏，莱芜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由于莱芜群众基础较好，县委又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存了党的力量，党的活动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好的势头。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莱芜一度成为全省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成为山东省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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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委迭遭破坏

刘仲莹、鹿省三外出寻找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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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以“左”倾理论为指导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从此，开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而这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虽对蒋介石虚与委蛇，但他们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是一致的。1931年4月5日，韩复榘在济南一次就枪杀了中共一大代表、前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22名党的重要干部。4月13日，在青岛又破坏了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机关，省委书记张含辉虽未被捕，却遭敌通缉。6月，中共中央派滕英斋到青岛组成新的山东省委。8月20日，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省委书记滕英斋在青岛被捕。驻青岛的几位省委负责人推举济南市委书记胡萍舟代理省委书记，并指示省委机关尽快由青岛迁往济南。1932年3月初，胡萍舟因向中央指出不能在昌乐发动武装暴动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受到批判，上海临时中央将胡萍舟调离山东，派武平任山东省委书记。同年10月5日，武平与省委组织部长汤美亭在青岛召开鲁东各县党代表会议时被捕自首，山东党组织再一次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不久，中共中央派任作民到山东，在济南成立山东临时省委，11月改称山东省委，任作民任书记。在新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到1932年12月，与省委有直接联系的有济南、青岛、潍县、烟台、泰安、莱芜等15个市县党组织，共有党员900余人，团员533人。

当山东的工作在以任作民为书记的省委艰苦努力下刚出现新的局面时，又发生了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事件。1933年2月28日，省委、团省特委机关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29人被捕。在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中央尚未派人来的严峻形势下，为继续坚持斗争，3月，原省委秘书长张恩堂（张北华）在济南主动组织成立了山东临时省委，张恩堂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同年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所掌握的党的机密和组织关系，使山东党组织遭受了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等被捕。宋鸣时还乘各地党组织尚未知其叛党真相之机，利用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到各地以“视察”或“召开党员会议”为名，先后对潍县、益都、寿光、泰安、沂水等地党组织进行了大肆破坏。这次破坏，给山东党组织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省委组织全部被破坏，与中央和北方代表失去联系；3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全省保存下来的县以上党组织，仅剩下青岛临时市委和莱芜、莱阳等县委。

1933年9月，中共青岛临时市委书记李俊德连续致信上海中央执行局，报告了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遭破坏后的山东形势，请求上海中央执行局从速派人来建立新的山东省委。11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根据李俊德的报告与建议，派张德一（张晔）到青岛，以青岛临时市委为基础，组织成立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张德一任书记。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省工委只能联系青岛和鲁东几个县的党组织。不久又因叛徒出卖，省工委于当月下旬遭破坏，书记张德一等被捕。山东省工委遭破坏后，山东各地党组织在随后几年里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关。除青岛、胶东几个县党的工作在1935年4月以前暂由团省委负责外，其他各地党组织均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莱芜县委在失去上级领导和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不怕困难和牺牲，一面独立开展着工作，一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为保存和积蓄党的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3月，县委在方下河滩召开会议之后，刘仲莹不顾家人的阻拦，卖掉2亩土地，作为活动经费，与鹿省三分头到上海、武汉、济南、青岛等地寻找党的关系。同年4月，刘仲莹在济南与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取得联系，并研究了分别寻找上级党组织的问题。8月，刘仲莹到上海寻找临时中央局的下落。到达上海后，他有时住在简陋的小店，有时露宿于街头。为了尽快找到党组织，他或是利用旧有的关系，询师问友；或是进工厂、去码头，与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以察觉党的踪影。他就像一个迷失了归途、寻找母亲的孩子，在马路、里弄间惆怅、徘徊，但却始终没有探寻到党的信息。他在上海暂住一段时间后，辗转回到济南，在济南省立图书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刘仲莹被捕后，坚称莱芜的党组织已停止活动，被关押20多天后，由共产党的同情者、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常委尚立斋保释出狱。刘仲莹脱险后回到莱芜，向县委作了汇报，继续坚持开展党的工作。

鹿省三为完成党分配的任务，费尽心思筹集经费。开始他用“骗”的方法，向家里要钱。一次，他要钱说买布做衣服，可是钱拿走后，很长时间没买回布来，家人问他时，他便说还没碰上合适的布。其实，钱早就花光了。后来，他又理直气壮地和家里要，不给就卖东西。为到北平寻找党组织，他向父亲要钱，父亲不理他，他就牵走一匹骡子去卖。其父无奈，只好叫人带上20块大洋，撵到鲁西河口将骡子换回来。再一个办法就是和乡里、亲戚借钱。他父亲知道了，就到处一面还账，一面嘱咐不要再借给他钱。后来，这些办法都不奏效了，他就折腾着和父亲分家。分家后，他一次就将土地卖了一半。为此，乡亲们都喊他“鹿疯子”。他将得来的钱，一部分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接济了一些在外地隐蔽的党员，所以他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腊月天他还穿着单裤子，有时还要饿肚子。

鹿省三赶到北平后，在同学、同乡的帮助下，以电车工人身份作掩护，四处寻找党的关系。他通过原在正谊中学教书的赵图南找到了党的关系。鹿省三在京动员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准备辗转上海到苏区去。但到了上海以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进入苏区。鹿省三在上海举目无亲，只好沿街乞讨。他回家没钱买车票，就偷偷爬上火车，不巧又被检查员发现轰下火车。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徒步行走。鞋子磨破了，就赤着脚走。就这样，他凭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边乞讨边徒步沿火车道返回莱芜，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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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莱芜党组织与叛党分子刘伯戈、周茂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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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戈、周茂森叛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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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戈，原名刘振策，1911年出生在莱芜市任家洼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8岁上学，12岁考入莱芜县职业学校，16岁考入省立第十中学(青州中学)。1928年在青州加入中国国民党，1931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回到莱芜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党报撰写员和放足委员会查放委员。1932年秋中共莱芜县委成立时，刘伯戈任县委委员，并先后兼任第二分区区委书记、团县委书记等职。1934年3月，县委书记刘仲莹外出寻找党的关系，刘伯戈代理中共莱芜县委书记职务。

周茂森，又名周灿林，1906年出生在莱芜市吴家岭村一个贫农家庭里。9岁入学，16岁高小毕业，18岁中学肄业，1929年任教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莱芜县委委员。

刘伯戈和周茂森参加革命是具有政治投机性的。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山东后，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加之长期处于战乱，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山东各地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暴动。国民党内部也互相倾轧，不得人心。在此情况下，学生时代的刘伯戈，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本来已加入国民党，又跨党进入共产党的队伍。刘伯戈加入共产党后，没有把党的事业作为奋斗目标，以“失业之苦”为由，多次向党讨价还价，索取金钱，挥霍奢侈。

1934年3月，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后，不做党的工作，生活作风糜烂。他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伙同周茂森大肆宣传“共产革命，就是有钱大家花，是真革命的先把钱共出来”等等。在县农会活动经费很少的情况下，刘伯戈从农会干事长孙启明手中骗去200元钱。后又威胁孙启明、毕指南每人必须借给他500元至1000元，不然则不让他们。毕指南等对刘、周文恬武嬉、任意放纵、不受约束的不端行为怒不可遏，进行了坚决抵制。毕指南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县委的经费，现在分文没有，就是有钱也不能供你们随意挥霍浪费。”1935年4月，刘伯戈与周茂森以谋求职业为由，到济南追逐腐化生活，谈及莱芜县委负责人时，二人非常不满。刘伯戈遂对周茂森说出“我想自首来作反共破坏”的打算。至此，刘、周叛党嘴脸已渐渐暴露。

刘伯戈、周茂森作为代理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不遵守党的纪律，和党离心离德，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引起了莱芜党内多数同志的警惕。1935年5月，刘伯戈主持在莱城东关金家羊汤馆召开县委会议，县委委员公开抵触，前往参会的不足半数。刘伯戈向与会人员询问各区和党支部负责人名单时，大家都以不知道答复。此后，刘伯戈与周茂森决心与党为敌，加快了叛党投敌的步伐。

1935年夏天，周茂森以失业后生活无着为由，向刘仲莹索取大洋15元，并肆意宣扬县委某同志“不服从党纪”、“一意孤行”、对刘、周“有怀疑之心”等，挑拨党内同志关系。刘仲莹等县委负责同志，感到刘、周二人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即在鲁西镇文成书局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刘伯戈、周茂森腐化堕落问题，进行专门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刘、周二人虽然加入了党组织，但一直不做党的工作，现在腐化堕落至极，已有与党为敌的迹象，应立即设法铲除，以绝后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刘、周二人系党的老同志，多次向党内同志索取金钱，是失业后生活困苦所致，对他们的腐化作风应着重于教育改造。因两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会议最终未形成任何决议。

这年秋，刘伯戈由济南回到莱芜，伙同周茂森决定再次找孙启明索款，并扬言：“孙启明系资产阶级者，不能牺牲一点资产来作革命事业，是何居心?”刘、周先到鲁西镇文成书局找到王其人，让王其人带他们去柳行沟孙启明家中。到了柳行沟，孙启明拒绝接见。刘伯戈便更加愤怒，气急败坏地说：“共产党愿为小资产阶级来长身价，决志自首。”为泄私愤，经周茂森提议，刘、周以学生身份找到民主人士、孙启明的岳父亓聘如，让其转告孙启明，如不答复要求，二人“有自首告发启明之意”。亓聘如极力劝阻，二人就是不听。之后，刘、周又到槲林前庄拜见前国民党财政局长毕华桥，向其提出叛变自首之事，毕华桥表示大力支持，并同意给以引荐。

1935年10月初，刘、周到济南谒见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张竹溪，接着由张介绍谒见了机要室主任郭鹏霄，最后又由郭介绍见到叛徒宋鸣时，出卖了莱芜党组织。刘、周二人对宋鸣时详细交谈自首意图，并由宋鸣时指导刘伯戈缮写了自首书。自首书写完后，由刘、周二人俱名签字，由省党部转民厂。随即，民厂派两名武装人员，随宋鸣时等人到莱芜开始了大肆抓捕共产党员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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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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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叛党后，国民党省党部曾派人对莱芜进行了三次大逮捕。第一次是在1935年10月28日(农历十月初二)。刘、周带领叛徒宋鸣时和民厂派的2名武装人员组成捕共队，从济南到莱芜后，路经冶河时，他们首先打算抓捕在冶河村小学教书的地下党员潘德和(潘致中)。捕共队一到，潘德和看出这些人来者不善，立即跑出学校，敌人没有追赶上。接着，捕共队到嘶马河村逮捕了该村小学教员、中共地下党员焦元功。

焦元功，方下镇嘶马河村人，1913年6月出生，7岁读小学，1931年考入县师范讲习所，积极参加了县师学生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回到嘶马河小学任教，并担任县委地下交通员。

潘德和脱险后，为了把消息传递给全县党员，他趟过汶河到亓毛埠村找到民主人士亓聘如，通过亓聘如，分别给刘仲莹、吴建章、吴化之、吴道源、刘子正、刘夏峰、刘舜卿、刘木易等党员送口信，让他们抓紧隐蔽了起来。

刘、周将焦元功带进莱城拘押起来后，宋鸣时找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刘升瀛合谋捕共。他们先是派武装人员前往鲁西镇破坏了文成书局，后又分头前往柳行沟、丰登官庄、鹁鸽楼等村抓捕孙启明、刘仲莹、鹿省三等，结果仅抓捕到丰登官庄吴道源一人。

吴道源，1903年出生，莱芜方下镇丰登官庄人。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的地下交通员。1937年获释出狱，翌年1月参加莲花山武装起义。1941年2月被硬拳道残害。

敌人赶到西牛泉村时，鹿省三得到消息后即刻离开了家。不料，出门便在胡同里碰上了“捕共队”。领头的问他：“鹿省三在家吗？”鹿省三沉着机智地回答：“在家，我这不刚从他家出来！”敌人一窝蜂似地拥进他的家门，折腾了一阵后，一无所获。那个领头的突然意识到胡同里碰见的就是鹿省三，便马上出门追赶，但鹿省三早已无影无踪了。第二天，刘伯戈又带人前往口镇刘仲莹家搜捕时，将刘文功(刘德轩)逮捕。周茂森则率武装人员到任家洼抓捕了任玉兰、任印隶两人。此后，刘伯戈带人将公安局内地下党员王玉珂逮捕。这样，第一次敌人共抓捕了6名地下党员，均关押在县府。第四天，刘伯戈、周茂森以及同来的武装人员跟随宋鸣时返回济南。被捕的同志在莱城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转到济南监狱。敌人在多次审讯得不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将他们分别判了有期徒刑。

刘、周叛党投敌后，对被捕人员家属百般恐吓，敲诈勒索，疯狂地开始了诈财的无耻罪恶活动，造成多数被捕人员家庭倾家荡产。只要是他们知道的党团员，抓不到本人的，就威逼家属到国民党县党部自首。城关、城东、城南各乡村党团员和非党员群众数十家均受到他们的威胁诈骗。任家洼村党支部书记刘茂先，虽然是刘伯戈的族叔，他们也不放过。先后逼迫刘茂先的家人将土地卖去多半，除请客吃饭花去几十元外，交给刘伯戈600多块大洋。刘封邱村刘省三家除花20元钱请客托人求情外，送给刘伯戈大洋85元。仅1935年11月到1936年1月，刘、周二人就诈财多达4500余元。

为营救被捕同志，莱芜党组织再次委托共产党的同情者、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尚立斋出面帮助。尚立斋早对刘、周的无耻行径深恶痛绝，为此，他亲赴济南向国民党省党部揭露刘、周等人在莱芜的敲诈行为。国民党省党部也认为，没有抓到莱芜县委主要负责人和潘德和脱逃，是自首分子不忠诚造成的。这样，在尚立斋的告发下，国民党当局将刘伯戈、周茂森逮捕并判了有期徒刑。但期间，刘伯戈等人为了给自己开释罪名，又诬陷尚立斋是共产党员，曾化名昭炎，主编过县委机关报《战斗》。国民党以此为由，也把尚立斋逮捕入狱。

刘伯戈入狱后，其在北京读书的内弟李光荣（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救刘伯戈，也叛变革命。他从北京跑回济南，与叛党分子方春荣勾结在一起，开始了对莱芜共产党员的第二次大逮捕。这次大逮捕是从1936年7月4日开始的，敌人共折腾了半个月，被捕的有刘夏峰、刘省三、陈增基、刘茂先。此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国民党省党部为了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韩为了扩充自己的权势，粉饰“韩青天”的“太平盛世”，收回了国民党省党部的审判权。刘夏峰等4人被押解到济南后，适逢韩复榘亲自过堂审讯，他们都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老实人。经审讯，除陈增基被押进监狱外，刘夏峰、刘省三、刘茂先三人均在受到“干庄稼的好好种地，当教员的好好教书”的规劝后，当即释放。

刘夏峰原名刘冠笃，曾用名刘莱民，1908年出生于莱芜方下镇刘家封邱村。1929年2月，刘夏峰从教训班毕业后赋闲在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莱芜县委委员。1933年初，受组织派遣到丰登官庄村任教。1936年2月，刘夏峰代理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同年6月，遭到国民党捕共队抓捕，被押至济南入狱。不久，获释出狱。1938年，参加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先后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二排政治员、六中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四支队北上后，任八路军驻莱办事处政治指导员。1941年任中共莱芜（北）县委书记。建国后，刘夏峰担任了上海市气象局局长等职，1999年病逝。

刘夏峰等被韩复榘稀里糊涂地释放后，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发现韩复榘放错了人，马上派人到莱芜进行了第三次大逮捕。这次被捕的有耿俊文、于秉琛、亓金宝、王守身等人。同年也被押往济南，并被分别判了刑。

三次被逮捕判刑的共产党员，在狱中个个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本色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他们积极响应省委书记任作民提出的“监狱是革命的休养所和学校”的号召，一面学习，一面应对敌人的酷刑和花招。他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持续6天的狱中绝食斗争。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个个饿得昏迷不醒，最终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允许看书报，改善生活条件，允许和家中通信，允许每年会见家属四次等要求。但非人的狱中生活，还是将焦元功折磨致死，其他人坚持斗争到七七事变后，被全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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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叛党事件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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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叛党事件，对处于地下斗争中的莱芜党组织来说，有着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刘周叛党事件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秘密建党、隐蔽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刘仲莹等县委主要负责人，从开始建立党组织就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和本地实际，采取了秘密发展、隐蔽斗争的方针。县委明确规定：要个别发展党员，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对任何人(包括家属、子女、父母)不暴露党员身份；开会时互不通报姓名，规定联络暗号等。因此，刘、周叛党后，只是抓捕到了部分党员和个别群众，绝大多数党员并没有暴露、没有遭到逮捕。这对莱芜党组织在遭到破坏后，能较快恢复和发展起来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左”倾盲动和右倾保守使得刘、周叛党活动有恃无恐。1932年，党领导开展改造国民党县农会和县师学生运动，支持进步人士与地方劣绅作斗争等，方法是可取的，是党处于地下时期斗争的好形式，应该肯定。但是，由于几次斗争的胜利，加之受全党“左”倾错误的影响，隐蔽斗争的观念淡薄了，开始开展大的活动，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如1933年五一节的大宣传，虽然使国民党县政府惊慌万状，但也暴露了党的力量。特别是受新泰龙须崮武装暴动的鼓舞，莱芜县委开始大张旗鼓地捐款买枪。掌握武装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个别党员缺乏对敌友的分析观点，盲目行动，致使一些地方士绅感到了共产党的威胁。这是“左”的危害。后来，莱芜党组织发现刘、周与党背道而驰的种种迹象，没有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坚决的斗争，而是采取了右倾保守的迁就态度。如1935年6月，当周茂森向县委诬陷孙启明“不服从党纪”、“一意孤行”时，县委负责人没有给予批评，而是随声附和，许诺“提议令农民反对农会，不令启明等在城里工作”。县委负责人的软弱退让，使刘、周叛党活动得以有恃无恐。这又是右的危害。

第三，刘伯戈、周茂森不是马列主义的真正信仰者。刘伯戈出身于地主家庭，生活条件优裕，在政治上始终没有从本阶级中脱胎换骨，其入党动机是不纯的。周茂森出身职员，是刘伯戈的忠实追随者。刘、周对马列主义缺乏真正的理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他们的最终向往。因此，他们一直在谋求高薪职业，追求腐化生活，多次胁迫党内同志把“资产共出来”供他们享用。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二人就自然而然地下了以“自首来作反共破坏”的叛党决心。

第四，莱芜县委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是刘、周叛党的客观原因。莱芜在重建党组织初期，虽然和泰安党组织以及省委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正确的指导，党组织发展较快。但在以后的活动中，因为省委不断遭受破坏，莱芜党组织基本处于长期独立活动状态。由于缺乏上级党组织的及时指导，造成工作中的盲目性。特别是省委和泰安中心县委遭破坏后，刘仲莹因外出寻找党的关系，让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使思想堕落的刘伯戈、周茂森有了可乘之机，并变本加厉，直至走上叛党投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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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党组织在革命低潮时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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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刘、周叛党后，莱芜一度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少数党员出现了消极、动摇、恐慌情绪，一些群众怕受到连累，对党员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前的好同学、知己朋友，也不敢轻易往来。没有躲往外地的党员，更不敢在家中露面，只能投亲靠友，东躲西藏地维持生计，只有在夜间才敢和个别党员取得联系。莱芜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暂时陷入低谷。

此时，刘仲莹作为20世纪30年代莱芜党组织的创建者，不顾自身安危，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他安排其他县委成员到外地隐蔽，而自己却就地坚持斗争。他得到刘、周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召集本村支部成员研究对策，派党员刘子扬骑自行车通知附近各村党员隐蔽。农历十月初二晚，刘伯戈带领捕共队进村时，刘仲莹在女党员张美玲的警戒和掩护下，先是指挥其他党员分散隐蔽，然后才趁着夜幕的掩护，翻墙越院，离开村子，一口气跑进了云台山上的狼毛子洞中。敌人扑空后，恼羞成怒，立即派便衣特务将村子和附近山岭监视起来。在敌人严密封锁监视下，家人无法上山送饭，刘仲莹也不能出洞，整整在洞中被围困了七天七夜。敌人撤走后，张永泉(中共党员，抗战时牺牲)以放羊为掩护，到山上给他送饭时，刘仲莹已经转移了，张永泉看到的只是洞口留下的许多野菜根。此后，敌人为了捕捉刘仲莹，在他经常活动的地方安插了密探和特务。这些密探和特务或以测字算卦为幌子，或装作小商小贩，四处探听刘仲莹的下落，还经常在夜间出动进行搜捕。

刘仲莹离开云台山后并没有走远，他隐蔽在了亲戚家中坚持开展斗争。期间，他昼伏夜出，联系党员，整顿党支部，并和在外地的同志取得了通讯联系。为了接济隐蔽在外地和外地到莱芜隐蔽的同志，他毁家纾难，变卖了口镇的所有房产，全家被迫搬回了老家鹁鸽楼。至此，他的家境每况愈下，到了饔飧不继、并日而食的地步。在这种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刘仲莹始终没有离开莱芜，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坚定性、顽强性和带头表率作用。

刘、周叛党事件，是莱芜党组织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在三次大逮捕中，除先后有14名党员、群众被捕外，党的4个分区委、县农会特支、县师团组织以及文成书局等秘密联络点均遭到破坏。县委领导除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等在本地隐蔽外，毕指南、孙启明、王其人、潘德和等先后到山西绛县范柴村南窑隐蔽，以纺织粗布为生，吃尽了苦头。还有的党员分别去了大连、青岛、枣庄等地隐蔽，同样受尽了磨难。在本地的其他党员一时也失去了联系。但面对国民党捕共队反复抓捕的白色恐怖，莱芜的共产党员没有被吓倒。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外地隐蔽的同志，都保持着对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们重新组建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坚持开展党的地下斗争，期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王其人等在山西，刘夏峰、刘子正等在枣庄，分别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结交了新朋友，发展了新党员。不久，多数党员也都渐渐和刘仲莹取得了联系。

为了接受刘、周叛党事件的教训，在当地和外地活动的党员，采取了更加秘密的活动方式。他们约定，党内传递消息和指示，尽可能不用书信往来。如果必须用书信传递讯息，就用药水书写，或在文字上用暗语。如刘夏峰、刘子正在枣庄隐蔽期间，写信询问莱芜的情况时，莱芜的党员一般用“朋友尚无消息，生意难做”这样的暗语回信，意指形势还没好转。莱芜环境稍有好转后，刘仲莹给刘夏峰去信说，“生意有望，立即回县经营”，署名“炎”。在当地活动的党员，接头时一般采用对暗号、暗语，或对瓦片、石片的办法。这些方法作为一条党内纪律，执行了很长时间。

为了防止敌人的再次破坏，县委还从组织上作了防范。一是将已经暴露政治面貌的党员调往外地或在当地长期隐蔽，减少公开露面的次数，或尽量不公开露面；二是提拔政治面貌未公开、身份合适的党员担任基层领导，或做联络工作；三是尽量减少党的公开活动，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莱芜党组织采取上述更加隐蔽的斗争方式，对坚持开展地下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积蓄了力量。

由于莱芜群众基础好，县委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把刘、周叛党事件给莱芜党的工作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莱芜一度成为全省党组织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此时，莱芜与新泰、淄博矿区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党员很快恢复发展到100多名，并有100多名贫农团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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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山东省工委在莱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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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芜党组织走出低谷的同时，全省其他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也逐步得到了恢复。在济南，以赵健民为支部书记的济南乡师党组织，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严格谨慎地发展党员等最基础的工作入手，展开了独立不懈的斗争。济南乡师党支部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动党员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建立读书会，采取谈心、介绍新书、交流读书心得体会、举办讲演会等形式，在校内外广泛开展工作。随着党在各中等学校工作的展开，济南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34年4月，已在济南乡师、新城兵工厂、省立济南高中、省立济南师范等十几个学校建立起党的支部。5月，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新城兵工厂支部书记陈太平等人召开会议，成立了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济南市委的建立，统一了济南全市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其他各地的党组织和同志也自觉顽强地坚持斗争。到1935年秋，在鲁西，建立了鲁西特委和东阿县委等党组织，党团员达到300名左右；在鲁北，赵健民与平原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在鲁东，恢复建立了寿光、潍县党的支部。这时，山东各地与济南和莱芜党组织有关系的党团员约有500余名，党的组织和力量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全省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各地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领导机构，以指导全省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初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从济南赶到莱芜鹁鸽楼村，与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等秘密商讨后，在刘仲莹的住宅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推选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员。省工委代行省委职责，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继续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继续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为尽快与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工委作了分工：刘仲莹主持全面工作，赵健民负责济南和鲁西地区，鹿省三负责鲁东地区，黄仲华负责莱芜、新泰等地。之后，工委成员积极到各地联络党员，恢复发展山东党组织。后因缺乏活动经费，刘仲莹无法在济南活动，省工委决定由赵健民代理书记，主持省工委的日常工作。

省工委成立后，工委负责同志加快了外出寻找上级党的关系的步伐，1935年12月，赵健民在濮县与中共河北省（对外省称北方局）代表、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接上组织关系。赵健民向黎玉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在与上级失掉关系后独立恢复发展党组织、坚持斗争的情况，请求北方局派人到山东领导党组织，并向北方局写了书面报告。黎玉向赵健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塘沽协定》签订后，中华民族的危亡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前，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在斗争策略上，不要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使党和进步群众暴露而遭受损失，要能进则进，能退则退。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山东党组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从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的山东党组织，终于取得了北方局的直接领导。

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到任后，着力肃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4月下旬，北方局根据黎玉报告的关于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委派黎玉重建山东省委。月底，黎玉由河北磁县到达济南，听取了省工委代理书记赵健民及济南各党支部的汇报，肯定了省工委在恢复、重建省及各地党组织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传达了北方局重建山东省委的决定；提出了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壮大抗日救国力量，积极而谨慎地恢复党员关系及党组织关系等任务。

5月1日，山东省委重新成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至此，山东省工委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此后，刘仲莹历任党的专职巡视员、鲁西北特委书记等职。抗战爆发后，他因日夜操劳积劳成疾，1938年2月因肝病赍志而逝。鹿省三先后历任鲁东工委书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政委等职，1938年4月7日被投机分子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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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莱芜县委的调整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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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春节前后，莱芜形势有了好转，在外地隐蔽的刘夏峰、刘子正等接到刘仲莹的信后，先后回到莱芜开展工作。

刘子正，原名刘名英，莱芜方下镇刘封丘村人。1914年4月出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参加莲花山武装起义。1939年1月任莱芜县委书记。1942年调任鲁中泰南地委组织部长。1948年7月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长。1964年3月后，历任浙江省人事局局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4年12月病逝。

刘夏峰、刘子正回莱芜不久，在济南乡师读书的党员刘莱夫也回到莱芜。刘莱夫，原名刘嘉典，1914年出生于牛泉镇西上庄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中共莱芜县委派遣，考入济南省立乡村师范，承担起了寻找上级党组织的使命。1936年2月，任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兼省委鲁南特派员。1937年6月，考入济南辛庄营房乡农学校军事训练养成所。同年9月，被派往蓬莱县任政训员，做抗日民众动员工作。1938年初，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司令部特务连政治指导员，5月，复任中共莱芜县委书记。1939年2月，调任中共泰山区特委组织部长，参与领导组建各县抗日武装。抗战胜利后，调任黑龙江省龙南地委书记兼独立旅政治委员，后任辽北五地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1948年起，历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市委财贸部长、华北局组织部长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4年病逝。

1936年2月12日晚，刘仲莹召集刘莱夫、鹿省三、刘子正等在亓家毛埠村后的墓地里举行会议。刘仲莹首先介绍了省工委成立的情况，并提出了调整县委领导人的意见，决定刘莱夫任县委书记。

亓家毛埠会议之后不久，省工委负责人考虑到刘莱夫任县委书记不够安全，决定让他离开莱芜去济南重新安排工作。1936年2月底，刘仲莹等在汶河滩又召开会议，由刘仲莹提名，决定刘夏峰代理县委书记。同时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还没有根本好转，为了便于联系，决定把汶河南北分为两个区委。南区区委由黄仲华、刘子扬负责；北区区委由刘夏峰、刘舜卿、刘子正负责，分别进行整理恢复各村党支部和对外出隐蔽党员的联系工作。此次会议之后，刘夏峰等分别和丰登官庄、柳行沟、石家泉、冶河、鲁西、高家洼以及河南毛埠、三官庙一带的村党支部取得了联系，进行了恢复整顿工作。会后，刘仲莹、鹿省三到济南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关系。

4月底，刘仲莹、鹿省三从济南回到莱芜。他们在时方下村河边的树林里，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刘仲莹、鹿省三、鹿丕山、刘子扬、刘夏峰、刘子正、杨景和等。会上，刘仲莹通报了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情况，告诉大家北方局已派黎玉来恢复领导山东工作。

6月，省委决定调刘仲莹去鲁西北特委工作，派鹿省三前往寿光、潍县、昌邑、益都等地筹建鲁东工作委员会。刘仲莹离开莱芜前，在云台山和尚洞又召开了一次县委会，听取了刘夏峰与各支部联络情况的汇报。刘夏峰在会上主动提出“找一个有能力的同志负责领导”县委工作。有的同志提出让鹿省三任县委书记。但因省委对鹿省三另有安排，未形成决议。会后不久，代理书记刘夏峰被捕入狱。之后，省委书记黎玉派秦云川到莱芜，负责泰、莱、新各县的联络工作。秦云川又名秦化龙，1916年出生于牛泉镇祥沟村，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主持莱芜县委工作。1938年参加徂徕山起义，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三排排长兼党支部书记。1941年因病回家休养，后逐渐与党组织脱离关系。解放后在新闻矿务局学校任教，1995年病逝。秦云川奉命到莱芜后，与刘舜卿等接上关系后，以县委的名义开始整理莱芜党组织。经过一段秘密活动后，首先恢复重建了汶河南北两个区委。南区委由黄仲华负责，北区委由刘舜卿负责，并恢复重建了许多村的党支部，莱芜党组织的革命活动有了新的转机。

刘舜卿原名刘英华，刘子正的哥哥。1911年6月出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参加莲花山武装起义。1941年11月任莱北县长。1945年10月任泰山专署副专员，后任专员。1949年2月任泰安专署专员。1954年4月赴东北工作，曾任鞍钢土建公司党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职。1969年12月病逝。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迫使国民党当局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逐渐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莱芜的形势也有了好转。1937年1月，刘夏峰（被释放后躲往枣庄）回到莱芜，与刘舜卿、秦云川取得联系。在外隐蔽的窦光宇、曹春耕、潘德和、王其人、吴建章、孙启明、毕指南等人，也先后回到莱芜。他们回乡后，壮大了莱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7年五六月，全县党员人数又达到130多人，莱芜党组织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这些共产党员像一颗颗革命火种，分散在全县各地，影响、宣传、带动了一大批革命群众，使党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为莱芜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