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军在华北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有针对性地进行“蚕食”、“扫荡”，以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巩固其占领区。而国民党顽固派在保存实力、消极防御、反共灭共、等待胜利的方针指导下，加紧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这两年，莱芜抗日根据地处于了严重困难之中，党政军民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莱芜各级党组织遵照上级指示，率领军民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反“自首”，顽强坚守着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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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形势的恶化及莱芜行政区划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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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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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攻占了苏联大片国土。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暂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野心。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并首先“跨出南进的步伐”(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要实现它的计划，必然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兵站基地。所以，提出了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解放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侵略的方针，以实现它“确保安定华中、华北”的目的。

这时期，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在华北的兵力很快增加到8个师团和9个混成旅团，专门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敌人将初期的“点”、“线”占领(只占领城镇、交通线路)方式，改变为分散配置(即到处安设据点)的占领方式，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游击战术。日军以主要交通线路为依托，在共产党占领区周围加修据点，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并依赖其优势兵力，开始对共产党占领区进行“扫荡”。同时，日军还积极扶持伪政权，组织汉奸武装，成立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宣传。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先后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战军民实行残暴的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妄图把单纯的军事占领，变成多层次、多领域、全面的殖民化统治，扩大占领区，缩小、摧毁抗日根据地。

“治安强化运动”是在此前的“治安肃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推行这一运动，日军把整个华北分成了“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种类型的地区。对占领区，主要是加强控制，建立和强化伪政权，加强伪军力量，镇压抗日活动；掠夺和控制经济物资，加紧征敛搜刮；进行奴化教育，麻醉和欺骗群众。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辅以特务活动。“蚕食”时，通过大量修筑公路，在交通线两侧普遍掘沟、筑墙、修碉堡，强迫“集家并村”，隔绝游击区与根据地的联系，从而达到缩小、占领游击区的目的。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并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扫荡”的方式上，由短促的“扫荡”、突击，发展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扫荡”，发展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线式“扫荡”，发展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其“扫荡”的次数愈来愈多，兵力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长，手段愈来愈残忍。

1941年3月21日，日军在华北推行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强化各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保甲制、清查户口，实行“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扩大整理治安军等。7月，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发展各村自卫力量与攻势，与军警协作，以实践剿共”，实行大规模“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进行长期“清剿”，修筑碉堡公路，对根据地实行封锁。11月，日军第三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以掠夺战与“三光”政策破坏抗日根据地。1942年3月30日，日军开始第四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实施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保甲制度”。针对敌人的阴谋及形势，山东分局先后发出《关于组织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地委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县委设敌工部，加强对敌斗争的组织与领导，在开展全面对敌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的同时，高度重视对敌政治攻势。各级党委认真执行中央和分局指示，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收效显著。1942年10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强化“反共自卫”组织，封锁、“蚕食”抗日根据地。当月22日，《大众日报》发表罗荣桓《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与“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的文章，指出敌人除了在军事上进攻外，更加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进攻，以进一步奴化中国。文章强调，应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坚决支持边沿区斗争，以对付敌人的“蚕食”推进。

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极大地限制了根据地的发展，使抗日斗争转入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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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抗日根据地进入艰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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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二次侵占莱城后，为保护省城济南和津浦、胶济两铁路的安全，对莱芜地区严加控制，陆续在全县各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安设据点。至1941年春，日军在泰莱公路莱芜段，先后安设了马家庙、鲁西、嘶马河等据点；在莱新公路莱芜段，先后安设了安仙、南冶、颜庄等据点；在章莱公路莱芜段，先后安设了娘娘庙、上游、雪野、口镇等据点；在博莱公路莱芜段，先后安设了和庄、常庄、苗山等据点。日军还在泰莱公路北侧，挖了50多华里长的封锁沟，在博莱、章莱公路沿线修了遮断墙。另外，在西北山区的大王庄及寨里、水北、汶河以南的牛泉等大村镇也都安设了据点。莱芜抗日根据地被这些据点分割成许多“豆腐块”，基本上陷入了被包围、被封锁的局面。

敌人每安设一处据点，每占领一个村庄，即向群众要粮要款，推行伪化政策，建立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对抗日军民进行分化瓦解。敌人对抗日军民的重要干部，大张旗鼓地进行悬赏缉捕；对一般干部，除进行政治劝降外，还进行封官晋职的诱惑；对广大群众威逼恐吓，不让他们与共产党接近；对地方士绅、社会名流多方进行拉拢；对国民党军队，则采取软硬兼施的诱降政策。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和干部开始妥协，有的甚至投靠敌人，部分群众的抗日信心动摇。一些在初期表现出一定抗战积极性的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也都躲藏起来，拒绝与共产党接触，有的竟助纣为虐，直接成了敌人的帮凶。

不仅如此，蒋介石趁火打劫，将“曲线救国”汉奸理论付诸实施，造成了敌伪顽合流局面的形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提出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军政治诱降下，加快了其通敌、投敌、反共、反人民的步伐。1939年，国民党军柴恩波部进攻八路军失败后投降日军，被委任为“冀中剿匪总司令”。蒋介石竟称柴恩波的行为是“曲线救国”。从此，国民党便有计划地指示其部队投降日军，明目张胆地打起反共旗帜，协同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目的是：如果中国人民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他们就重新打起国民党的旗帜，乘机占领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以攫取胜利果实，然后继续屠杀抗日的爱国军民。

“曲线救国”这一汉奸理论提出以后，从1941年至1943年8月，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队达50万人，占80万伪军的62％。其中也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

由于莱芜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伪军的进攻尤为残酷、疯狂，加之“曲线救国”反动谬论的驱使，莱芜的国民党军队及反动道会门投敌者甚多。顽军阎继光部于1941年初投敌，2月受日军指示，在莱东宝台安设据点，4月在兰沟崖安设据点，5月在颜庄安设据点，6月在旋车沟、下三山安设据点，8月在山头店安设据点。驻章莱边的高松坡部投敌后被编为第一旅。1941年5月，顽军陈三坎部投敌，被编为第二旅，受命在杨庄安设据点，7月在辛兴安设据点，8月在水北安设据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投敌后，被编为伪第三方面军，大本营安在蒙阴、临朐一带，于1941年2月在辛庄安设据点，6月在下三山、宝台安设据点，7月在裴家庄安设据点，1942年初，又在旋车沟安设据点。

硬拳道自从1940年9月投敌以后，便强迫莱芜西部村庄安宫，大肆扩充其势力，被敌人编为保安二大队，后被编为第三旅。从1941年开始，硬拳道在莱芜(北)、新甫两县境内安设了大量的据点。比较重要的有，鲁西总宫、何家庄据点、仪封据点、团山据点、大碾据点、圣井据点、陈家楼据点、猪石槽据点等。驻二、五区的中央道张文政所属会门武装投敌后，被编为第九旅，1941年8月，在口镇、杨家咀等地安设据点，忠心为敌效劳。

叛徒、国特刘伯戈，名义上虽然没有投降日军，但实际上与敌伪配合默契，共同把斗争矛头指向抗日军民。1942年5月，刘伯戈受沈鸿烈指示，率周茂森等百余人窜入莱东，网罗党羽，建立武装，摧残抗日力量，进行反共活动。6月，刘伯戈又率40余人，进驻寨里区涝坡村安设据点。7月，刘又率部到魏王许安设据点，积极配合日伪军进行“蚕食”、伪化。1943年春，刘伯戈与吴化文暗中勾结，乘日伪“蚕食”莲花山之际，插进莲花山，配合日伪行动，大肆破坏抗日组织。

至1941年六七月间，莱芜敌伪顽合流的局面已完全形成。敌伪顽合流后，他们的据点、碉堡布满了整个莱芜大地。所有安设据点的村庄，均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共产党及抗日军民的活动遭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和破坏。敌人的方针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漏放一个。”

1941年7月，寨里区后枯河伪据点安设后，该村党员、群众共60余人多次惨遭毒打。在敌人的摧残下，前后枯河、大鱼池等村庄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宜山据点的汉奸中队长苏某，经常带人到周围村庄大肆活动，先后有百余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遭到逮捕、刑讯。宜山党支部书记李灿忠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最后被敌人拖到宜山东河，用刺刀捅死。1942年7月，刘伯戈在魏王许安设据点后，三天两头到边王许村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寨里区中队长王英是该村人，刘伯戈安排专人监视王的家门。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王英家7次被抄，1次被烧。边王许大部分的共产党员，都被抓进据点坐过“老虎凳”，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敌人不仅破坏共产党的组织，连无辜平民百姓也不放过。敌人的据点、碉堡，有很多是靠拆掉民房修建起来的。为此，许多群众无家可归，被迫流落他乡，乞讨度日。敌人三天两头外出“扫荡”，除了碾、磨拿不动以外，其它什么东西都要。耕牛被牵走了，农具被砸烂了，粮食、种子被烧光了。凡是遭过“扫荡”的村庄，都被洗劫一空。一部分有血气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八路军。其余的或者被敌人抓去当了劳工，或者被迫干了伪军。少数留下来的，也因受不了敌人的摧残而流落他乡，长期在外逃难。这样，农业生产就只有靠那些老弱妇孺来支撑了。因劳动力严重短缺，加之耕牛、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奇缺，即便有所耕作，也是非常粗糙而且贻误了农时，因而到处都是成片的荒地，再加天旱少雨，农作物即使种上了也长不好。1942年夏秋两季，粮食分别比上年同期减产40％和70％左右，酿成了1943年的春季大灾荒。

这年春天，不少人被迫卖儿卖女。有的用几斤粮食就换个儿媳妇。人们用草根、树皮、地瓜秧、花生叶、玉米核、屋烂草来充饥。绝大多数的人都得了水肿病。有的吃饭因咽不下去而被噎死。有的长时间大便不通肚子胀疼，被活活折磨死。有的跌倒就爬不起来。大部分的老年人都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发病率急剧增高。这年春，莱芜因病、饿而死的人数达5000多人。尤以莱芜东北部地区特别严重。白座峪、邢家峪、茶业口等村，饿死都在50人以上。这场空前的大灾荒，是敌伪顽合流残酷烧杀抢掠造成的，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43年春，莱芜抗日军民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共产党的党政机关，在“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的根据地里，生活补给发生了严重困难。由于1942年的粮食欠收，公粮征收量大减，原来的口粮标准失去了保证。党政机关和部队，同样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摘树叶、挖野菜是每天少不了的工作。衣服、鞋子供应不上，大部分人穿的破烂不堪。每人每月一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医药奇缺，很多人在战斗中受伤或因营养不良得了病，因医治跟不上而死去，给抗日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

就是在这样的灾荒年景，莱芜党组织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想尽一切办法对人民群众进行接济，尽力解决群众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共产党人的高尚行为，与国民党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对照，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加深了鱼水情谊，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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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施行三县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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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困难。毛泽东主席指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这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最后战胜敌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导方针，在中共莱芜县委领导下，莱芜抗战军民与日、伪、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具体的方针是：敌人“扫荡”，我们就反“扫荡”；敌人封锁，我们就反封锁；敌人搞伪化，我们就反伪化；敌人加强伪军和伪政权的控制，我们就加强争取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成立各级敌工部。

鉴于日军在泰莱、博莱、章莱公路沿线安设据点，加紧对根据地分割封锁的实际，为便于组织领导、机动灵活地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泰山地委遵照《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的指示精神，于1941年5月将莱芜县依据地理条件划为3个县：泰莱公路以北、章莱公路以西，以西北为依托，划为莱芜县（亦称莱北县）；汶河以南，以莲花山为依托划为莱南县（亦称莱南行署）；章莱公路以东，以常庄、文字现为中心，划为莱东县（亦称莱东行署）。同年8月，撤乡、撤大区建小区，三县共建立30个小区（亦称分区），原三义乡、凤山乡、茶业区由章丘回归莱芜。

莱北县辖水北、寨里、王庄、方下、香山、华山、山口、雪野、陈村、抬头、茶业11个分区。刘夏峰任县委书记，陈克任组织部长，董林汉任宣传部长，周次温任敌工部长，魏鸿三任民运部长，谭克平任县长。随着形势变化，1942年3月，镇里区由莱东县划入，10月，撤销王庄、陈村两区设羊里区。下半年，抬头、茶业两区划归淄川县。1943年7月，设张里区。1944年夏，鲁西区由新甫县划入。1945年7月，矿山区由莱东县划入。莱北县独立营随莱北县委同时成立，由谭克平兼营长、刘夏峰兼教导员，曲凯庆、周美光分别任副营长、副教导员。1943年初改称县大队，由刘舜卿、高启云分别兼大队长、政委。1945年8月编入野战部队。

莱北县各群众团体组织在党政军机构组建之时，也相继建立健全。青救会、妇救会于1941年5月成立，分别由边春光、李树梅任会长。6月，县参议会成立，孙启明、郭子郁分别任正、副参议长。7月，各救会、农救会成立，魏鸿三、谢润生分别任会长。

莱东县辖镇里、石马、常庄、苗山、杓林、铁车、辛庄、白龙、孝义、鹏山、矿山、黄花、棋山13个分区。刘舜卿任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毛梓材任组织部长，卓宇明任宣传部长，谢竹林任民运部长。1941年10月，矿山区委撤销。11月，黄花区并入棋山区划归新甫县。1942年4月，鲁中区党委决定莱芜东与博山部分地区合并，组成中共博莱县委。陈克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卓宇明任宣传部长，谢林任民运部长，毛梓材任敌工部长（是年底设）。同时，莱东行署与博山县政府合署办公。8月，正式建立博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泰山专署副专员徐化鲁兼任县长，并组建由13人组成的“三三制”政务委员会。

莱东县参议会与莱东县委同时成立，张华岑任参议长，亓霖甫、刘硕人任副参议长。党政机构组建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于同年7月相继建立健全，谢竹林任各救会会长，任绪亭任青救会会长，刘琳任妇救会会长，阎兴民任农救会会长。

莱南县辖鲁西、圣井、野店、汶南、青泥、南冶和新泰西部的果都、羊流、翟镇9个分区。王醒任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曹春耕任副书记，刘木易任组织部长，张旭光任宣传部长，周笠农任民运部长（1943年初敌工部成立，兼任部长）。1941年9月，鉴于敌人控制泰莱平原、封锁泰莱公路，南北联系不便，山东分局决定建立鲁中三地委（泰南地委），加强对泰山区南部斗争的领导。莱南与新泰西部合并，改称新甫县，划归三地委。翌年3月，又隶属一地委。1943年10月，南冶、青泥两区合为颜庄区。1944年7月，圣井、汶南、颜庄3个区划归新泰县，1945年10月回归。

莱南县大队亦与莱南县委同时成立，高盘石任大队长，王醒兼政委，尹子信、李翰英先后任副政委。同时，县参议会在棋山观村成立，亓聘如任参议长，毕月覃、刘木易任副参议长，并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府，王醒兼任县长。1941年9月，莱南县大队改称新甫县大队。1944年7月，与新西独立营合编为新泰县独立营。莱南县党政军机构组建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亦相继建立健全。周笠农任各救会会长，邱建祥任青救会会长，孙维彬任妇救会会长，贾绪迁任农救会会长。

三县在选举参议会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各村组织18岁以上的男女选民选举参议员。因群众多数人都不识字，写票选举无法进行，因而采取简便易行的办法，即以豆粒或玉米粒代票，念一个候选人，如赞成即在其身后放置的碗内放上一颗豆粒或玉米粒，不赞成即不放，最后以豆粒或玉米粒多少计算票数的多少，票数多者当选，俗称“豆选”。各村选举完毕，参议员再集中到区进行选举。尽管环境恶化，民主还是发挥得非常充分。特别在环境比较好的村庄，绝大部分男女选民都踊跃参加了选举。

三县分治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日军在莱芜安设据点、修筑碉堡、扶植伪政权、组织汉奸武装，目的是实施新的对华政策，封锁、包围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军民的抗日活动遭到挫折之时，上级及时作出了莱芜分县而治的决定，并很快付诸实施，是十分正确及时的应急措施。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县分治后莱城处于三县包围之中。这一形势对开展目标统一指向莱城的对敌斗争，非常有利；从党群关系上看，三县分治后党组织与群众的接触面更大了，强化了党员在群众中的主心骨作用，稳定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从此后的斗争实践来看，三县分治、撤乡划区的措施适应了日益恶劣的环境和斗争形势。由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如1940年上半年以前，汶南区96个自然村都是根据地，下半年以后所属的临汶区整个变成敌占区，进德乡二分之一的村变成敌占区，成泉、四义两个乡也是如此。1941年根据地更加缩小，财政经济更加困难。三县分治、撤乡划区，减少了层次，减少了人员。如汶南区原有6个乡，再加区机关不少于150个干部，撤乡后，划为南区（汶南和野店），只有60个干部。这就解决了“鱼大水少”的矛盾，战争的机构适应了战争的情况，战斗力也相对得以提高。三县委领导广大抗战军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日伪军大大小小的“扫荡”达150多次，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同时，成功地领导三县人民开展了借粮斗争、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锄奸反特、整风学习、拥军爱民等各项工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坚强核心，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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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及抗战

军民的反“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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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连续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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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中，加紧了对鲁中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941年，日军驻山东第十二军将当年“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山地一带”的鲁中抗日根据地，在作战命令中明确提出要“蹂躏敌根据地，破坏其设施，大量收集敌性物资，征集匪地区居民使之移居满洲”。在1941年至1942年两年中，日伪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袭击，几乎天天都有。其中，千人以上的“扫荡”近20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就有两次。1941年初冬，敌发动的5万余人铁壁合围大“扫荡”，是日军侵略山东历史上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对莱芜，日军在各地一边安设据点，一边采取连环合围、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等战术，频繁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1年1月底，日伪从各地调集了3000余兵力，乘春节之际“扫荡”莱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经过三天英勇抗击，毙敌80余人。2月1日，口镇、淄川、章丘、范镇之敌2000余人合击大王庄、虎口崖一带。八路军山纵某支队，与敌激战竟日，毙伤敌伪40余人。1941年2月初，莱芜县委机关、医院、兵工厂等单位，驻上游镇大院、大罗圈村一带。大罗圈村是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等人经常居住的地方，所以日军曾多次叫嚷，大罗圈是共产党的老巢，要扫平大罗圈。2月中旬，敌人从莱城、口镇等据点出发，以数倍于我的兵力，远距离奔袭大罗圈。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后，部队进行了英勇抵抗，损失较重。不久，日军再次“扫荡”大罗圈。军民齐心协力，再度将银行、兵工厂安全转移。敌人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将大罗圈烧得片瓦无存。

1941年9月中下旬，莱芜、泰安、章丘、淄博等地的日伪军，以1万多人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对淄川、博山西部、章莱山区、莱东和莱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10余天的大“扫荡”。在“扫荡”中，敌人实行了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19日至21日，日伪6000余人“扫荡”博山、莱芜边境。敌人放火烧掉近百个村庄，抢劫牲畜近千头，抓壮丁3000多人（大部分押至东北、日本做苦工），腰关、抬头一带村庄片瓦无存。27日，博山、石马、见马、和庄、辛庄等据点之敌1500多人，分十路合击常庄、文字现一带。敌人在十几个村子里，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村民的绝大部分房子被毁掉，有十多名老年人和儿童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地方武装和山纵某部与敌激战竟日，毙伤敌伪100余人。同日，敌3000余人还“扫荡”了章莱公路以东地区。敌人所到之处浓烟滚滚，枪声和老百姓的哭叫声汇成一片。村民房屋被烧掉后无家可归，只能露宿在野外。2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某部，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于夜间发起突袭，毙敌80余人。

敌人9月大“扫荡”，共烧毁房屋4万多间，枪杀无辜群众121人，抓走青壮年3500多人，抢走牲畜数千头，粮食及其它财物被抢劫一空。许多村庄的党员、干部，因经不住考验而妥协逃跑，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1941年10月，敌人对莲花山、章莱边进行了“扫荡”。9日，南冶伪阎部300余人“扫荡”莲花山地区，包围了亓家峪村，汶南区区长杨之梁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杀害。同月，日伪军分数路合击章莱边后关、独路一带，妄图围剿我党政领导机关。县委、县政府由敌合击之隙胜利突围。

1942年春，为打破敌人对西北山区的“蚕食”、封锁，四旅十二团突袭枯河等伪军据点。因据点外围挖有深沟，封锁严密，不易进攻，将该据点包围3天。八路军一面发动政治攻势，瓦解伪军；一面挖地道投放炸药，准备炸掉据点。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下，伪军全部投降。这是抗战时期，抗日军民在莱芜拔除最早的一个据点。这次战斗也是政治、军事攻势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战后，部队转移至卞庄一带。由于部分指挥员打胜仗后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致使部队遭到日伪军千余人夜袭，伤亡较重，卞庄战斗失利。此后，莱北形势迅速恶化。

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好地领导抗战军民对敌斗争，莱芜三县在鲁中区党委的指导下，进行了整顿、改造基层党支部的工作。1942年3月，鲁中区党委巡视团会同泰山地委，检查指导泰山区整顿基层党支部的工作，重点是莱北、莱东、新甫三县。这次整顿、改造基层党支部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通过形势、任务和革命气节的教育，坚定党员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打破敌人的“蚕食”、伪化和引诱“自首”的阴谋；二是通过学习有关上级文件精神，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发挥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按照党的政策，处理少数犯错误的党员。此期，区党委、地委指导整顿了80多个支部，推动了整顿基层党支部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2年6月，莱芜三县贯彻上级精神，开展了“借粮”运动。莱北、莱东、新甫三县委通过在政令所达地区发动群众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鉴于莱北形势恶化，群众生活困苦，急需粮食度荒的实际，地委决定开展“借粮”斗争。地委书记刘莱夫率地委及十二团部分干部在区党委工作队的配合下，在莱北茶业区领导开展了“借粮”斗争。根据地委部署，三县分别在有基础的村庄大力进行了“借粮”斗争，并不顾危险将工作开展到边沿区和敌占区。斗争持续到秋后，各县借粮数万到数十万斤不等，有效地缓解了群众生活压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争取了群众，巩固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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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惨烈的吉山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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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地委机关、军分区司令部和十团一营驻栾宫、阁老一带，教导队驻船厂，专署机关驻茶业口。10月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内容有两项：一是四旅和军分区合并；二是部署下一步工作。

敌人得到情报后，便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日伪军，分数路向莱北茶业口一带合围。10月16日，会场转移到刘白杨村。地委机关和军分区人员，准备在这里听取汪洋政委的一个重要报告。但在第二天清晨，突然听到西山上炸响了4颗手榴弹，这是警戒人员的报警信号。随后，又隐约看到了山顶上举着旗子的日伪军。党政机关被敌人包围了。汪洋马上派人通知地委、专署、军分区和部队机关，并随即下达了紧急转移的命令。

汪洋率部队从高白杨、吉山向东南方向转移，地委机关从高白杨、茶业口向淄川方向转移。地委机关刚过北王庄，就同普集、王庄过来的敌人遭遇了。专员赵笃生立即指挥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南王庄向西突围出去了。汪洋带领的部队，转移到吉山以东时，在桑科、崖下、潘家崖，与从博山合击过来的大批日伪军迎头遭遇。一营营长赵军指挥一个连，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教导大队在小吉山东北坡上，向东北方向山头连续发起冲击。汪洋带一个连迅速过河，欲占南山制高点后把敌人吸引过来，以便让一营和教导大队选择地点集中力量突围出去。但是，赵军营长的一个连，在河滩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伤亡非常惨重。

教导大队在经过北山坡一段开阔地时，大部分同志被敌人轻重机枪扫射倒在地上，有的战士一条腿被打断，拖着另一条腿坚持射击。有的冒着枪林弹雨冲进敌群，与敌人拼杀。紧急时刻，汪洋指挥部队夺取南山后，命令一个排死守制高点，然后派出通讯员，前去与赵军营长和教导大队联络，命令他们向南山靠拢，以便集中力量寻机突围。但是，先后派出的3个通讯员都牺牲了，向南山靠拢也已无望。汪洋最后决定，集中南山部队坚决突围出去。正在这时，从雪野方向又有一股敌人疯狂地扑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突围已完全没有希望了。这时，汪洋的腿部已受了重伤，警卫员也牺牲了。汪洋果断处理掉身上带的密电码等重要文件后，自戕殉国。

这次战斗，虽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处于劣势，但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我军指战员没有一人胆怯，没有一人退却，更没有一人投降变节。他们子弹打光了，就跟敌人拚刺刀，刺刀捅弯了，又同敌人扭打在一起，用拳打，用脚踢，用口咬。有的战士拉响手中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了，还紧紧搂着敌人不松手。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李凯军带领一个班与凶狠的日军拚了起来，但终因寡不敌众，全班同志都牺牲了，其中还有一位女同志，只有20来岁，是博山县的一位区妇联干部。有一个战士是一个机枪手，当发现无法突围时，把机枪砸烂，壮烈牺牲。另一个机枪手和弹药手誓死不当俘虏，抱着机枪和弹药箱跳进了农民菜园的一口水井里。在战斗中侥幸突围出去隐蔽在芦草丛和石洞中的石采芹、周钰、孙予之等同志都下定决心：如果被敌人发现，就坚决拚到底，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他们都是手拉手榴弹弦，随时与敌人同归与尽。

地委机关在突破了敌人第一层包围之后，经过与敌人的巧妙周旋，大部分同志都突围出去了。战斗结束以后，这些同志又回到主战场地，哀悼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并发动吉山村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将30多名伤员转移到莱东，把200名烈士的遗体进行了安葬。英勇悲壮的吉山之战共毙伤敌人200余人，但八路军损失也很惨重，有263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特别是汪洋的牺牲，给泰山区抗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汪洋，名之正，山东省东阿县人。1913年5月出生。1931年秋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毕业后，回乡任县立高小教师。不久，因开展进步活动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境。1936年考入西安东北军学兵队，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回山东，在莒县、临沂、沂水等地与张岗等人组织了抗日游击大队，后编入四支队。先后任四支队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四旅政委等职。1942年8月，任泰山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嫉恶如仇，革命立场坚定，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吉山战斗失利及汪洋牺牲的噩耗传出，延安八路军总部电告全军将士致哀。延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山东《大众日报》、鲁中《泰山时报》均发表了悼念文章。山东党政军为汪洋和在吉山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1945年8月，泰山区将吉山小学更名为汪洋小学，当地医院更名为汪洋医院，并在茶业口南面的钓鱼台上修建了汪洋烈士碑，将钓鱼台更名为汪洋台，以供后人瞻仰。

11月13日，正在泰山区检查工作的“泽东青年干校”副校长、省青委书记钟效培，在莱芜县榆林前村遭敌袭击，突围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为悼念这位优秀青年干部，翌年5月，黎玉在《大众日报》发表文章《悼钟效培同志》。1987年，共青团山东省委和中共莱芜市委在汪洋台南侧为钟效培建立纪念碑。

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林乎加到泰山区检查指导工作，先后检查了莱北、博莱等地，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开展政治攻势和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等内容的报告，并就如何开展冬季政治攻势、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党的重点任务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提高了党员干部对敌斗争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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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军对游击区的“蚕食”伪化

及抗战军民的反“蚕食”、反伪化

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下，莱芜党组织逐渐放弃平原村镇，转移到北部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敌人开始沿公路安设据点，妄图征服据点周围的人民。三县分治以后，日军将这部分地区划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进一步实施“蚕食”伪化政策。这期间，在莱北县大王庄一带，安设了大王庄、猪石槽等据点；在方下一带，安设了方下、鲁西、兰沟崖、何官庄、嘶马河等据点；在水北、寨里一带，安设了水北、吴家洼、涝坡、前枯河、魏王许、宜山等据点；在杨庄一带，安设了杨庄、陈家楼、张里、小埠头等据点；在羊里一带，安设了羊里、辛兴、中荣、仪封等据点；在莱东县的辛庄、铁车一带，安设了辛庄、下三山、宝台、铁车、旋车沟、裴家庄等据点；在新甫县安设了安仙、南冶等据点。

日军在莱北、莱东安设据点、实施碉堡政策以后，即以军事开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对游击区进行“蚕食”。日军在宪兵队、警察所的配合下，对据点周围村庄，反复进行包围、清剿，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建立伪政权，实行“保甲连坐”制度。组织自卫团，设立情报网，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强迫开办小学，进行奴化教育。

1941年7月间，为打破敌伪对口镇的“蚕食”，莱北地方武装对口镇敌据点的通讯线路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破坏。为保障其通讯联络畅通，敌伪在每次线路中断后，便立刻派兵抢修。驻防莱芜的四支队某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在口镇附近的古城河打一场伏击战。7月下旬的一天，四支队某营在营长胡念均的指挥下，于夜间9点前赶到古城河东岸，把3个连的兵力部署在河东岸的大路两旁，将据点的电话线割断，等待敌人上钩。果然，第二天上午9点敌人出动了。胡营长命令部队严阵以待，等候杀敌。10多分钟后，敌人到达古城河边。他们和往常一样，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涉水过河。我军按照专打日军的作战计划，把几十个伪军让了过去，等日军走到距河东岸40多米的沙滩时，胡营长连打3枪，发出了战斗命令。我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霎时间敌人血肉横飞、尸体遍地，只剩下一个日军跑回了口镇据点。这次战斗仅用了3分钟，共消灭30多名日军，伪军死伤20余人。我军缴获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枚，三八式步枪30多支，子弹3000多发。战斗中，营长胡念均不幸牺牲。此战过后，敌人胆战心惊。为避免重蹈覆辙，敌人被迫改变了经过古城村的一段公路。

1942年3月，4000余日伪军“蚕食”莱北，增设据点，控制了章莱边山区以南平原，还沿泰莱公路挖了一道120华里长、宽深各4米的封锁沟；在博莱、章莱公路山区段筑起80余里的遮断墙，墙外挖壕沟、拉铁丝网，严密封锁抗战军民的活动。至年底，三县境内计有日军据点53个、伪军据点47个、会门据点（实为伪军）19个，共119个据点、179个碉堡，形成了密集的据点群和碉堡网。根据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中间空隙平均在5华里左右，最大的不过10华里。莱北从猪石槽到大王庄23华里，中间有5个碉堡；莱东从见马庄到口镇30华里，中间有1个据点、8个碉堡；新甫从白马峪到吊鼓山，据点间隔只有2.2华里。在严密封锁的同时，敌疯狂实施“伪化”和“自首”政策，根据地处境异常险恶。1942年冬，日伪集中优势兵力，以猪石槽为中心，反复“扫荡”达1个月之久。敌人所到之处，即建立伪政权，推行伪化政策，对抗日干部公开悬赏缉捕。一些不坚定的人员，有的妥协了，有的向敌人投了降。这时期，科长以上干部中，投敌和妥协的达11人，部分群众的抗战信心有所动摇。整个莱北，特别是泰莱边地区，曾一度伪化。

敌人全面推行“蚕食”政策后，莱北、博莱形势严重恶化，莱北仅茶业、抬头两区敌人未设据点，莱北、博莱仅山沟内的几十个村子不资敌。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莱北县委积极领导开展对敌斗争，决定由县委委员李元贞、李元荣分别兼任华山、香山区委书记，同时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对转变莱芜根据地的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敌人在对莱北进行“蚕食”伪化后，于1943年初，开始加强对莲花山地区的“蚕食”。1943年1月6日，日军从泰安、莱芜、新泰等县，集结万余兵力，分十余路突然对整个莲花山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日军采取步步为营、全面推进的“蚕食”战术，在经过拉网式的“扫荡”之后，又进行了40余天的反复“清剿”。在原有据点的基础上，几天时间便在边沿区增设了石庙子、白马峪、团山、亓家峪、赵家峪、刘家林、蔺家庄、李条庄、绿凡崖、柳桥峪、曹省庄、圣井、范庄等40余处新据点。在据点之间，选择山岗、要道、村镇等处构筑碉堡50余个，修公路6条。另外，在每个占领的村庄里，均安设了临时据点。全县所有制高点和重要村镇，都有敌人驻防。在形势最恶劣的时候，几乎村村有敌人，处处有特务，每个村庄，每条山沟，甚至每家每户，都笼罩在了日伪军居高临下的监视之内。敌人每见群众夜间点灯，或白天有陌生人活动，就立即派人前去搜查。整个莲花山一带处于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敌人还加紧进行了伪区政权和部分伪行政村政权的建设，组织叛徒、特务带领剿共班、汉奸队，到各乡村进行“清剿”。他们软硬兼施，先以武力为主烧杀镇压，然后又进行欺骗利诱，使莲花山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新甫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县区武装大部分被打散，全县3626名党员仅剩322人，个别区委书记、区长，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弃职逃跑。有的区中队长携械投敌。群众团体解体，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被敌人摧垮，整个莲花山的抗日斗争出现了空前严峻的局面。

在地委的指导帮助下，新甫县委及时研究并实行了反“蚕食”斗争的六条措施：一是开展武装斗争；二是开展敌伪军工作；三是开展敌伪政权工作；四是开展敌占区工作；五是加强反刘(伯戈)斗争；六是整顿恢复党组织。同时决定县委委员分片负责，分散到各区，紧紧依靠群众，坚持隐蔽斗争。通过这些斗争措施，打击了敌伪顽，使极端恶劣的形势逐步有所好转。

1941年9月大“扫荡”、1942年10月发生的吉山战斗和1943年初莲花山地区被“蚕食”，是莱芜抗日斗争形势逐步恶化的三个重要环节。1941年9月，敌人对莱北实行大“扫荡”以后，即铺开了“蚕食”抗日根据地的摊子。10月，敌人又在飞机的配合下，合击了西北山区的黑龙潭一带。至此，敌人完全打通了章莱公路，并占领了所有重要的村镇，接着又沿公路大量修筑据点、碉堡。1942年3月，敌调集千余人，进一步加强口镇、雪野、上游、大王庄等据点的力量，并在口镇周围增设了枣园、水河、山口、片镇、大冶等据点，在西北山区大王庄周围增设了温家庄、丁家屋等据点，严密控制了章莱边山区以及南部平原地带。9月，日军集结泰安、新泰、范镇、鲁西、莱城等据点之敌6000余人，突然包围了莲花山地区中心地带云凤乡，妄图消灭我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为大规模地“蚕食”莲花山地区进行试探性的军事演习。10月，吉山战斗后，敌人把“蚕食”伪化政策很快由莱北扩展到莱东。12月，敌人即在响水湾等地增设了据点，开始全面推行“蚕食”伪化政策。1943年1月，敌人开始大规模地“扫荡”、“蚕食”莲花山一带。至此，敌人对莱芜“蚕食”伪化的计划实现了。在2200多平方公里的莱芜大地上，莱北抗日根据地，仅剩“东起腰关迷马镇，西到鹿野安子湾”一条山峪，莱东90％以上的村庄被敌人占领，莲花山地区全部落入敌手，莱芜抗日斗争形势全面恶化。

日军经过疯狂的军事占领之后，在其占领区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控制，以巩固其殖民统治。

在经济上，敌占区人民除按地亩缴纳税款外，日军、汉奸队和伪公务人员，还时常随意开条子、要粮要款。老百姓重复缴纳粮款的现象非常普遍，但面对敌人的淫威，人们却敢怒而不敢言。敌人安据点、修碉堡所用的木材、砖瓦、石头等，不是摊派就是到处抢劫。群众的树木被任意砍伐，房屋被随便拆毁。修公路、挖封锁沟，老百姓付出了惨重的无偿劳役，且稍有怠慢，就遭到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在工地上。人们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地抗争着。

莱芜境内丰富的煤炭储存，对资源严重匮乏、需求量巨大的日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其实，日本人早已对莱芜的煤炭垂涎三尺了，从1922年起，日本人便开始搜集有关莱芜煤矿的综合情报。1938年侵占莱芜后，日军对莱芜煤田进行了更详细的地质调查，最终选择在安仙建立煤矿，将其建成了在莱芜进行煤炭掠夺的基地。安仙煤矿位于莱芜安仙村，距莱城4公里，北临汶河，南依莲花山山区。安仙一带地下煤炭储量丰富，埋藏较浅，且煤质优良。1939年7月，日本株式会社日铁办事处派以田中要为首的50余人，携带5部钻探机及其它设备，进驻安仙村，开始筹建煤矿。为加快建矿速度，日本人又在安仙村北建起砖瓦厂和石灰窑各一处，昼夜烟火不息，生产砖瓦和石灰等建筑材料。

1940年6月，为保障煤矿安全，日军设立安仙煤矿据点。不久，又组建矿警队，机构日渐健全。据点安设后，安仙村民为此深受其害。日伪军相互勾结，肆意毁坏良田、庄稼，并强行拆除群众房屋70多间，在矿区周围强占土地筑碉堡、拉电网、修圩墙、挖壕沟、插木砦。据统计，日军占领安仙村之前，该村共有土地3332亩。矿井开建后，日本侵略者占去土地2731亩，该村只剩下619亩，而且多是山岭薄地。数月后，日本人才假惺惺地立契约，单方规定了价格极低的命令式租金。砖厂每亩年租金仅18.75元伪钞，矿上占地仅12.5元伪钞，至于道路及其它非生产占地，日本人则分文不给。安仙村在日军、颜团、矿警队、清乡队轮番摊派下，村民一年的收成差不多全部上交，不少村民为生活所迫，只得离乡背井，四处逃生。到山西、关外糊口谋生的有数十户，在本地讨饭的有40多户，一个900多人的村庄，竟有200余人靠乞讨为生。安仙村民的生活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安仙煤矿的建成投产，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聚宝盆”，而且成了其进行政治、军事侵略和奴化教育、残酷迫害中国人民的大本营。日伪军以安仙煤矿为中心据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将煤矿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日军和汉奸的法西斯残酷统治下，矿工们遭受着残酷的欺凌、虐待和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日本侵略者为加快掠夺煤炭资源的步伐，在生产管理上继续沿用原来的封建包柜制度，雇用包工把头管理生产。从1940年春开矿至1945年日寇投降撤走，日本侵略者共从安仙煤矿掠走优质煤10余万吨。

在政治上，敌人主要是建立乡村伪政权并强化其功能，实行血腥统治。他们在村村建立清乡队和情报网络，加强特务活动，秘密侦察抗日人员和农村党员，发现线索后立即进行追捕。他们还有计划地暗杀和逮捕共产党的区乡干部，一些与抗日工作人员有亲戚或同学关系的，也遭到了逮捕和杀害。敌人在委派保甲长后，疯狂推行“保甲制度”和一家出事株连多家的“连坐法”。还颁发“良民证”，限制人民的自由行动。在村村设关卡，对未持“良民证”的外出者，发现以后立即逮捕。老百姓在村里不敢并肩行走，不敢私下谈话。街坊邻居不敢往来，亲戚朋友断绝了交往。大批中青年被迫参加伪自卫团。其“爱护村”还组织打更队，逼迫群众通宵达旦为其巡逻、打更。岗楼和碉堡里的伪军，轮班彻夜呼喊，有时还漫无目标地胡乱鸣枪。敌人的巡逻队，夜间专门封锁重要路口，以严密控制共产党及抗日军民的活动。

在文化上，日军还伪装出一幅“温柔”的面孔，大肆开展奴化宣传和教育，将其作为“以华制华”的重要内容，企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削弱和瓦解中国人的反抗意志。日军在伪县政府内组织宣传班，后称新民会，亦叫宣抚班，向群众灌输反共思想。他们印刷宣传品，在集市、学校中宣传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日本帮助中国建设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鬼话，每到一处就画墙皮、写反共标语。1940年，他们还办起了极其反动的《嬴牟周刊》。除上述之外，日军还重点创办“实验区”，进行奴化教育。这一时期，日军先后在鲁中地区设立了川村实验区和水原清实验区。位于泰莱边境的川村实验区就是在日军的精心设计、周密组织之下建立的。

1941年夏季以后，驻山东日本军部系统特务组织，派出以日本特务川村与之雄为首的工作班子到泰安、莱芜边区活动，妄图建立“王道乐土”的示范区。他们利用泰莱地方封建势力和硬拳道反动头目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不满情绪，进行欺骗宣传。诡称“中国要走三民主义的中间道路”，鼓吹“地方自治”，并以“不扫荡、不交粮”等为诱饵，欺骗麻痹群众，依托范镇中心据点，策划建立泰莱特别自治实验区(即川村实验区)。川村鼓动地方封建势力及硬拳道的反动头目出面组织自治委员会，以举办所谓中山学校的名义，网罗社会闲散人员、地痞流氓入校，然后发放枪支，组建武装。其总校设在范镇，分校在泰安县的山口、姚庄、角峪及莱芜西部一些地方。川村还扶植硬拳道等反动会门组织，扩充武装，到各村强行设坛安宫，扩大势力范围，组织反共自卫团，实行联防。为掩人耳目，笼络人心，日伪军一般不在实验区范围内发动“扫荡”、抢粮，因而具有较强的欺骗性。日伪在对“实验区”加强控制的同时，还强行在各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川村实验区曾一度扩张至数十个村庄，严重影响了泰(安)莱(芜)平原抗日活动的开展。

川村实验区自成立起，抗战军民便与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41年9月下旬，敌人为巩固川村实验区，纠集1500余人及骑兵一部，“扫荡”泰莱公路以北地区，企图消灭对川村实验区构成巨大威胁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及武工队。泰山军分区主力部队沉着应战，经过激烈战斗，毙、伤日军100多人，迫使敌人草草收兵，结束“扫荡”。1944年8月，在武装打击与政治攻势双重压力下，川村实验区土崩瓦解。

敌人在推行“治安强化”中，实施的这些“蚕食”伪化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以及敌占区的人民深受其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敌人装备精良，凶恶残暴是主要原因。但从党组织本身来讲，也有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

一是危难之时没有很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从1939年到1940年上半年，是莱芜党组织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日军向敌后战场的推进，莱芜县党政军逐渐转移到山区，放弃了大片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同时对这些地区的基层党组织也放弃了领导。当敌人推行“蚕食”伪化政策的时候，这些地区的党员没有很好地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致使敌人肆无忌惮地对人民进行摧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是应当时刻遵循的一条原则。

二是发动群众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的准备工作不够深入细致。1941年9月，敌人对莱北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根据地遭受到巨大损失。由于莱芜党组织反“扫荡”斗争的经验不足，在敌人“扫荡”之前，只做了一般的思想发动工作。对于青壮年的转移、坚壁清野等工作，都部署得既不全面也不具体，致使敌人“扫荡”时，抓走了大批青壮年，牲畜、农具、粮食被抢劫一空，房子被烧光，影响了老百姓生活，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党政军的供给，给抗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43年初，敌人对莲花山地区的“蚕食”、伪化也是如此。

三是应变措施跟不上，敌情观念不强。这个问题在吉山战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反“扫荡”斗争中，不适于大机关、大部队集体活动。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但在当时，党组织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应变措施没有跟上，所以一旦被敌人包围，就难以有效地应对。

四是对形势估计不足，片面地接受了外地经验，导致反“蚕食”斗争的失利。1943年初，日军对莲花山地区全面的“蚕食”伪化，新甫县委是早已预料到的。1942年冬，县委预先就作了反“蚕食”斗争的动员和部署，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进行了思想发动，布置了“空室清野”，广泛进行了气节教育。这些工作都做得比较深入扎实。可是，县委对当时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认为敌人“蚕食”采取的方法，可能与莱北、徂徕山区一样，步步为营，逐步“蚕食”，最后达到全面伪化的目的。但敌人的行动正好出乎新甫县委的预料，敌人采取的是铁壁合围的战术，来势凶猛，两天就占领了整个莲花山区。由于我党政机关、人民群众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时被搞得无所适从。县委和各区委不得不隐蔽转移，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新甫县处在了白色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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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敌伪顽联合推行的“自首”政策及

抗战军民的反“自首”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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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1年9月大“扫荡”后，日军便开始在部分地区出动大批特务，采用威逼、诱骗等手段，迫使中共党员“自首”，伪军和顽军也积极配合。这期间，伪九旅张文政在口镇、山口安设据点，对周围的红岭、土屋、河北、浆水等村实施“自首”政策；叛徒刘伯戈在鲁西一带，利用各种方法，引诱、劝说党员“自首”，对党组织大肆进行破坏；阎继光在南冶、颜庄一带，高松坡在茶业、抬头一带也大肆推行“自首”政策。他们四处抓捕共产党员、区村干部，诱骗胁迫党员干部向其具结悔过“自首”，以“点天灯”、“大开花”、活埋、开水浇顶等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残害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对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张文政一次就抓捕铁车区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农救会主任等多人，除区委书记外全部活埋。至1941年底，莱芜镇里区基层党组织几乎被全部破坏，莱北县有46个党支部被破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泰山区减少党员2400余人。此后，日军在占领的莱芜三县所有地区都推行了“自首”政策。

1942年3月，敌人开始对莱北推行“自首”政策。10月吉山战斗后，敌人在莱北增设了猪石槽、李官庄、温家庄、丁家石屋等据点，并在据点之间大量修筑碉堡，使莱北原来“东到腰关迷马镇，西到鹿野安子湾”这一“一枪即可打透”的根据地，又缩小到仅余香山、华山深山区部分村庄。11月，日军在西嵬石安设据点，次年2月又设东榆林据点，抬头区腰关一带26个村庄被伪化，区委书记范博文壮烈牺牲，妇救会主任亓美玲被敌残暴地砍头挖心英勇就义。到年底，莱芜三县未设敌据点的仅余茶业一完整小区。

敌在全面建立伪政权、“坐地清剿”的基础上，大肆进行欺骗宣传，以杀害家属、烧毁房屋等血腥高压手段，胁迫区、村党员干部向其登记“自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党群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广大群众并未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仍自发地开展了填封锁沟、破袭敌人炮楼等斗争，党组织也加强了对党员的气节教育。但由于反“自首”斗争的特殊性，在尚无上级指示和有效斗争方式的情况下，莱北县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领导被动，党组织破坏严重。7月至10月，莱芜西北一带部分党员干部被迫“自首”妥协外逃，一部分投机分子经不住考验投靠敌人，对基层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敌人还在寨里召开了“和平建国万人归顺大会”，大肆鼓吹其“胜利”。鉴于险恶形势，鲁中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指示，作出了《关于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要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革命气节教育；在敌人进行普遍性强迫“自首”的地方，派坚强干部掌握武装对付敌人，重点打击最坏的汉奸、特务和叛徒；领导干部不兼任公开职务，尽量不暴露身份；对公开干部家属加强教育，揭露敌人阴谋；在有区干部叛变后引起“自首”的地区，加强对支部和党员的教育，端正对叛变分子的认识；动员和迫使伪村长以假名单应付敌人；关于群众性“自首”，基本上不能搞，在距敌据点较近的村子，在敌人强迫“自首”别无办法时，可布置他们采取假“自首”的办法，但必须向群众讲清楚是为了应付敌人，保存力量；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党员假“自首”办法以应付敌人，但须有县委统一部署，严格掌握。鲁中区党委特别强调，本《指示》精神只能传达至县级。区党委组织部长高克亭和三地委书记董琰亲自到莲花山地区传达区党委决定，帮助新甫县委准备反“蚕食”。

各县在传达鲁中区党委决定后，反“自首”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莱北县委在贯彻中扩大了关于领导干部掌握下布置假“自首”办法的传达范围，致使在香山、华山、山口、水北、寨里等区党员干部中误解为上级允许向敌假“自首”，产生不良后果。至年底，先后有101名区委干部投敌，莱北近70%的支部被破坏，24%的党员向敌“自首”叛变或妥协外逃脱离组织。

12月，敌人在响水湾等地增设据点，开始在莱东推行“自首”政策。博莱县委汲取了其他地区反“自首”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有效措施。如，将公开的党员干部动员出来；加强对党员干部、家属及群众的思想教育，揭穿敌人的阴谋；安插和争取两面政权和伪政权人员；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掌握敌人内部情报人员；布置过去因清洗、落伍等原因已脱离关系的党员出面，用假名单蒙骗敌人；以武装斗争配合坚决打击死硬投敌分子。通过以上各种方式积极巧妙地开展斗争，有效地保护了组织，取得了反“自首”斗争的胜利。莱东党员出问题的仅占9%，区党委组织部于1943年2月25日批转了《莱东反“自首”斗争初步总结》的经验。

1943年1月，日伪“蚕食”莲花山地区后，在新甫县境内广泛建立伪政权，软硬兼施，诱逼大批党员悔过“自首”。虽然地、县委已提前布置反“自首”工作，如将太“红”人员拉出、隐蔽组织、加强气节教育等，但因主要侧重于边沿区，故在敌人突然全面占领的情况下，党组织被破坏仍很严重，莲花山一带形势极度恶化。帮助新甫县委工作的地委宣传部长高启云与县委一起，迅速研究对策，后经艰苦工作，逐渐重新打开局面。

敌人实行“自首”政策，是在三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是在“扫荡”配合下，二是在“清剿”配合下，三是以据点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他们从群众的“自首”中寻找党的线索；从公开组织、公开干部中寻找党的关系；从个别党员身上寻找党的组织，以打开党组织的缺口，再追查所有党员。

敌人组织实施“自首”的方式有四种：一是群众性的“自首”，就是让群众，甚至包括儿童在内，普遍写“自首”书，从中发现党员；二是秘密“自首”，就是秘捕秘放或利用社会、家庭关系劝说党员“自首”；三是公开“自首”，就是逮捕后，逼迫党员“自首”；四是欺骗“自首”，即以“国共合作、打入国民党内是上级的指示”，来欺骗某些党员登记“自首”。

在实行“自首”政策的过程中，敌人还采取了五种具体的做法：

一是造谣诬蔑、迷惑群众。他们经常采取这样的方法，说某某人已经被捕，某某人已经投降。在这个区里就说那个区里的干部投敌了，在那个区里就说这个区里的干部被捕了。由于对真实情况不了解，所以许多政治上脆弱的人，就晕头转向了，严重削弱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及群众的斗争意志。

二是逮捕家属，逼迫干部党员归顺。逮捕干部、党员的父母、妻子，经关押、毒打等再三折磨后，让他们外出找回自己的儿子、丈夫，如找不回来就再次遭到刑罚。有的人不堪遭受虐待而自缢身亡；有的干部、党员，怕家庭受连累，就主动回家“自首”了；有的还供出了其他党员，破坏了党的组织。

三是离间党与群众的关系。敌人在实行“清剿”时，严格清查户口，一旦发现党员和工作人员，就立即逮捕，并诬以罪名，斩首示众，以此恫吓、诱骗群众说出他们所需要的情况，谁若与共产党接头，掩护八路军，就一律以重罪论处；谁若及时报告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就受到奖励从而达到逼迫党员“自首”的目的。

四是向各村伪政权催要共产党员名单。敌人知道共产党的支部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的，所以他们就三番五次地向各村伪政权要共产党员的名单。有的村竟先后交过5次。每次交上名单后，敌人总是说不彻底，让村里的伪工作人员进一步调查重报，并制定条款奖励有“功”人员。不少伪村长为敌人出力，使这些村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五是采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威逼党员主动“自首”。敌人把群众及党员抓到一起，当众拉出他们认为的可疑对象，进行严刑拷打，让群众亲眼目睹。并一再对群众讲，谁不承认，这就是他们的下场。被打的群众因受刑不过，本来自己不是党员，也承认自己是党员。有些意志不坚强的党员，在敌人压力之下“自首”了，也有个别党员是主动自首的。

敌人通过以上种种办法，使莱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莱芜三县基层党支部被破坏了三分之一，1.78万名党员中，叛变或以群众团体名义“自首”的有3448人。

在敌人实行“自首”政策的时候，莱芜党组织的力量与敌人相比，是暂时处于劣势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党的工作是秘密的。尽管这样，在反“自首”斗争中，还是采取了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如在党内加强气节教育，讲明“自首”就是向敌人投降，反复强调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充满波折与困难的，共产党员必须要经得起考验，保持革命气节。并联系当时对敌斗争的模范事例，对党员进行宁死不屈的教育。

针对敌人关押抗战干部、党员家属，逼迫他们外出找儿子、丈夫的做法，党组织通过各方面关系，向被关押者表示慰问，鼓励他们和敌人斗争到底。并提出一些应付敌人的话，如“不知道”、“孩子大了管不了”、“有腿的东西哪里也去”等等。这些办法果然在斗争中起了作用。当敌人再逼迫他们外出找人时，大多数家属都是在山沟里睡上半天觉，回去就说没找到。这样反反复复地予以应付，敌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当敌人造谣某抗战干部投降变节或被他们逮捕时，党组织就通过各种渠道和场合，反复进行辟谣，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并通过许多事实，有力地反驳敌人。时间长了，敌人再宣传，群众也就不再相信了。

在敌人调查村里的党组织状况时，许多党员和群众都以答非所问、推聋装傻来应付敌人。如，敌人问，你们村里有共产党吗?群众就回答，我们村啥党也有。黄旗党、黑旗党、国民党、抗协党、职工党都有。敌人问，庄里有没有支部？群众就答，没有弹棉花的哪有织布的!还说，八路军都穿洋布，他们不织布。敌人听了也无可奈何，被搪塞了过去。

有的地方在内线关系配合下，以公开了的党员掩护秘密的党员。其做法是，将早已公开的党员和当时已暴露的党员编为一个支部去“自首”。不少村庄，用这种方法掩护了大多数的党员。这些“自首”后的党员通过村长打报告，向敌人保证他们村就这些共产党员。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以为村里是不敢这样轻易下保证的，又经内线关系的说情，敌人也就相信了。

在某些村庄和地区，还利用伪村长和叛徒特务，掩护党组织。这些村庄的党组织，用金钱收买伪村长，让他们用假名单迷惑敌人。在莱东，这一方法起了很大作用。另外，针对敌人利用叛徒特务破坏党组织的做法，给这些叛徒特务不厌其烦地写匿名信，反复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如果他们再做坏事，就坚决进行镇压。这一方法有效地震慑了叛徒特务，减轻了对党组织的破坏，在新甫县一些地区起了很大作用。

在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为了保存党的力量，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还实行了假“自首”，即以群众组织的面貌出现，向敌人“自首”。

以上措施的实施，对党组织领导的反“自首”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些措施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存有一些偏颇或失误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党在布置反“自首”斗争时，没有予以高度重视，表现出粗枝大叶和简单化的倾向。在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时，很多党支部只是口头传达了一下条文，没有从历史的、现实的许多民族英雄身上吸取力量；没有从日本侵略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个高度，去激发党员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因而党员受教育也就不深刻。在传达上级反“自首”斗争的指示时，也是水过地皮湿，许多农村党员连“自首”、反“自首”这两个概念都搞不清楚。再就是没有及时对外地反“自首”斗争的经验进行研究，所以在反“自首”斗争中，始终处于被动。这是敌人的“自首”政策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在反“自首”斗争之前，对各级干部的整顿不够彻底。在反“自首”斗争之前，对各级干部缺乏全面的了解，对某些有问题的干部帮助不够，在发现了某些干部的缺点后，也未能及时进行教育。有的干部，在政治上表现出无原则立场，处事一贯多奉迎、少党性。对此，本来党组织早已发觉，但并未采取教育或组织措施。在农村，许多党的干部虽然早已表现出党性观念淡薄、家族观念重、个人利益至上等不良倾向，但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教育或处理，所以敌人的“自首”政策一实行，他们就纷纷“自首”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对精简的党员干部，没有及时进行团结方面的教育。因为一般被精简的党员大多对党抱有成见，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后，他们便认为有了发泄怨恨的机会。有的竟猖狂地说：“太阳不能长晌午，也有我们直腰的时候”。这些人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党组织进行了破坏。这种情况，莱芜三县都存在。

（四）对广大群众的教育不够充分。在抗战时期，党组织虽然还不公开，但群众对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都是心中有数的。在开展反“自首”斗争之前，党没有广泛深入地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有进一步宣传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没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加深群众对党的感情，使其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在反“自首”斗争中，某些地方在群众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使党组织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反“自首”斗争中的教训也是深刻的，特别值得我们汲取的有两点：

一是上下级联系不畅，党的指示得不到及时传达。群众失去党的领导后，斗争陷入混乱状态。这在莱北、莱东、新甫三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对上级的指示精神理解不全面，扩大了传达范围，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莱北在这方面尤为严重。1942年10月，县委没有认真研究《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反对敌人“自首”政策的决定》，没有按指示中“此文不作一般传达，只作高级党委处理此项问题的原则根据”的要求来办，而是在香山区石屋子村，召开了各分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及个别村庄的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的指示。会后各分区委也都做了布置，导致许多村的党员都主动“自首”了。“自首”后的党员事后纷纷说：上级告诉我们不能坚持就“自首”，是领导叫我们“自首”的。结果导致许多村庄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受到了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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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伪军在莱芜制造的重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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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占莱芜后，在伪军的积极配合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大量平民被屠杀，无数财产被毁坏，给莱芜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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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峪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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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八路军四支队主力一部进驻桑梓峪村。在部队的支持和帮助下，该村村民安心生产，积极支前，被区委誉为生产、支前模范村，人称“小延安”，村长王绪浦被授予模范村长称号。10月，在村游击小组的配合下，八路军四支队攻克伪陈三坎部据点多处，沉重打击了陈三坎部。日伪军对此极为恐惧和仇恨，几次欲摧毁这一抗日堡垒村，但因八路军四支队在此驻防，未敢轻举妄动。陈三坎勾结日军，调集莱芜、新泰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围剿驻桑梓峪村的八路军四支队一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四支队所部奉命撤出桑梓峪村。陈三坎部趁八路军四支队撤出之机，出兵血洗桑梓峪村，制造了桑梓峪惨案。

1940年1月15日，陈三坎部营长刘文贞率领伪军170余人包围桑梓峪村，用机枪封锁了村里的主要街道和进出通道。抗日游击小组和村自卫团立即组织突围，与敌人展开激战。由于敌人火力密集，吴兆年、吴玉宣等9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受伤，不幸被俘。伪军把全村群众集中到村外，刘文贞让机枪手对准9名游击队员疯狂射击，使其每人中弹十几颗，身躯被打得血肉模糊。随后，刘文贞又继续逼问群众谁是游击队员、谁是共产党员，村民面对惨死的同胞怒火中烧，对刘文贞的拷问毫不理睬。刘文贞见无人回答，便声嘶力竭地吼叫道：“这些兔崽子，被共匪赤化透了，留着何用？把机枪拉过来统统枪毙!”汉奸们朝着人群一阵扫射，无辜村民吴维前、刘景洲、吴玉前、陈茂同被打死，受重伤的李金玉被伪军用刺刀捅死。

一阵屠杀过后，刘文贞下令将在场的所有青壮年男子带走。伪军们立时扑向人群绑人。这时，早已忍无可忍的村民刘开圣跳起来，高声叫骂：“你们这些该千刀万剐的日本走狗，平时要钱要粮，抓人绑票，残害老百姓的坏事都做尽了，杀了这么多人还不够，还要带走我们的人，我和你们拼了!”说着，朝刘文贞扑去。村民段登才、孙守德、李文秀等三人也一同扑向敌人。刘文贞大吃一惊,像疯狗似地狂叫:“给我捆起来,打!”几个伪军窜上去把刘开圣打了个半死，把段登才、孙守德、李文秀三人打成重伤（这三人因无条件治疗，不久含恨死去）。行凶后，气急败坏的刘文贞下令：“放火将房子统统烧光!”部分伪军去点火烧房子，并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刘开圣扔进火里活活烧死。之后，抓走青壮年村民30余人。

敌伪此次血洗桑梓峪村，造成村民18人死亡，烧毁房屋250间，掠夺大牲畜35头、粮食2万多斤。被刘文贞抓去的30余人，后用1万多块大洋赎回。为了筹集这笔巨款，全村只能变卖口粮、田地、家产，甚至到百里外的地方借债。本已困苦无依的村民生活更加艰难，有20多户人家被迫逃荒要饭，流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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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峪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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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峪村位于莱东常庄以南3华里处，全村近500口人。1939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南峪设立了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地雷等武器。1940年下半年，泰山专署机关、《泰山时报》社也常驻这一带。为摧毁这个兵工厂，敌人从1940年夏天开始，便频繁对南峪村进行“扫荡”。在兵工厂驻南峪村的3年中（该兵工厂于1943年2月24日迁往蒙阴），敌人先后对南峪村烧杀抢掠达13次之多。其中，1941年元旦的一次“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给南峪村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41年元旦前，泰山专署机关和山纵兵工厂同驻南峪村，其驻防情况相继被叛徒密告给了北博山据点的敌人。1941年元旦拂晓，日伪军兵分多路，分别由瓦泉、黄崖、南邢、崮山、下周、常庄合击南峪。兵工厂和泰山专署机关事前得到周围日军据点增兵、有出动“扫荡”企图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于1940年12月31日夜间向南转移，该村村民也大都随之转移到村外，只有民兵游击小组在山上负责警戒。兵工厂刚动身不久，常庄民兵便发出警报，报告北面出现了敌人。区长张顺之率区中队立即与北路敌人接上了火，待敌人展开队形向区中队进攻时，区中队已安全转移到距南峪6华里的桃园村。

东路之敌从崮山村（距南峪4华里）扑来，把一部分群众围困在南峪东岭。东南路之敌由黄崖村（距崮山村3华里）进至望鲁山前，分散成东、西4华里长的一条散兵线，从南、北包抄过来。隐藏在望鲁山、庙子岭下的200多名群众，被敌人搜出押到村东面的河滩上。村民李翠林之妻，因病不能行走，躲在望鲁山一个山洞里，被敌人搜出后用刺刀刺死。村民李世久躲在庙子岭下的一条山沟里，被敌人搜出来抓进村里。因他耳朵被炮弹震聋，敌人喊他，他毫无反应，几名日军气急败坏，把他按倒在地，用石块猛砸他的头部，致使其脑浆迸裂而死。

敌人对被围在村东河滩上的群众逐个审问，逼问兵工厂的武器藏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民兵？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敌人把村支书李法林拖出人群，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膛追问，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日军又用刺刀刺透他的棉袄逼问道：“你说不说？”李法林只是后退了一步，仍不回答。恼羞成怒的兽兵举刀砍下了他的左手，豆粒大的汗珠立刻从他的脸上滚下来。他忍着巨痛，大骂敌人是野兽。狠毒的敌人无计可施，残暴地用刺刀将李法林活活刺死。接着，李汉林又被拖出人群。村民说他有麻疯病，别折腾他了。敌人一听，举起刺刀捅开了他的肚子，肠子流了一地，惨不忍睹。凶狠的敌人见问不出兵工厂的下落，又去放火烧房子。顿时，村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全村40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光。70多岁的李玉税、李玉俊老人，因病躺在家里，被活活烧死。60多岁的刘圣田拖着病身子从屋里爬到街上，又被日军纵火活活烧死。

敌人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村民兵队长刘振林（人称神枪手）怀着满腔怒火，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村边，举枪击倒一名日军。敌人误以为八路军来了，鸣哨集合，押着被抓的50多名青壮年，抬着他们的重伤员，赶着全村仅有的12头牛，带着抢掠的财物，原路返回。

敌人在返回的途中继续作恶，在常庄、下周、崮山、黄崖、瓦泉等村，又进行烧杀抢掠。北路返回的敌人进到下周村，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掠一空后又放了火。这个不足300口人的小村，被敌人抓走青壮年5人，烧毁房屋250多间，仅剩下村北的4间房屋幸免火烧。东路返回的敌人，行至崮山村时，用喷火器向屋面上喷火，全村被烧毁房屋800多间，仅剩下村南的3间房屋未烧。村里的40头耕牛和300只羊全部被赶走。日军还打死了姜四老人和张敬恭的大哥，砍下了孙凯道老人的头，挂在崮山村西沟的树上。

敌人这次“扫荡”，共杀害无辜群众11人（崮山村3人，南峪村7人，常庄1人），捕走120多人（都是青壮年，其中有7名妇女）。被捕者中，有30多人在南博山脱逃，有30多人在张店被敌人折磨致死，有20多人死在济南，4人死在北平，其余被卖到东北的煤矿做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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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听闻的“八路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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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日军在东见马庄安设据点，将抓到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八路军战士、伤病员等，全都杀害在宋家墓地中的几座油篓坟(每座容积约15立方米)中，并在墓前树上石碑，写上“八路坟”字样。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1942年底，被杀害在“八路坟”里的抗战军民共有16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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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冶子沟四二一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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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冶子村，在抗日时期是泰山区专署和军分区所属武装经常活动的地方。1940年,泰山区专署在白冶子村组建纺纱厂、修械所。不久，又组建皮革厂、铁工厂。随后，泰山区贸易局也进驻白冶子村。以上单位的干部、职工共约100多人。八路军十团一部约300余人，驻扎在距白冶子村西3华里的高家庄村。八路军进驻后，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非常高涨，地方武装十分活跃，经常配合八路军给周围据点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伪军视之为心腹大患，处心积虑进行报复。

1941年4月21日黎明，张店、辛庄、黄庄等地的日伪军集结千余人对白冶子村一带进行“围剿”。早5时许，占领双泉山、白冶子山和程子山，形成对八路军和驻白冶子村贸易局及各工厂的包围圈。天刚亮，双泉山上的日伪军突然鸣枪，驻高家庄的八路军和驻白冶子村的工厂、贸易局干部职工以为敌人已从西面包围过来，马上向东边白冶子沟方向转移。当人员陆续进入白冶子沟时，山上的日伪军用小炮轰击沟内人群，同时用机枪、步枪疯狂地向沟内射击。在日伪军猛烈火力攻击下，100多人被打死打伤。随后，灭绝人性的日伪军将受伤的人垛成一垛，将贸易局的纸张、布匹、棉花等堆在上面，浇上煤油纵火焚烧殆尽。

次日，八路军返回，组织群众掩埋死难者的遗体，见到遍地都是尸体。石头上、草上到处沾满了血迹。死人堆里，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手里还攥着石头。火堆里尸体的惨状更让人触目惊心，有的血肉模糊，认不清面孔，有的头颅被烧掉，肢体被烧焦，残缺不全。政治处一名干部(小名叫张黑子，辛庄区侯家台子人)身上压着400余斤重的大石头，被压得眼珠子暴出眼眶，肠子淌了一地，惨不忍睹。

这次惨案，共有100多人遇难，泰山区贸易局的纸张、布匹、棉花等物资和北海币全被烧毁，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及原料都被毁坏，还有4匹骡马被打死。白冶子沟惨案，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八路军部队的后勤供应，同时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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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里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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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里村位于莱芜东部的棋山山区。这里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山洞遍布。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凭借复杂的地形，经常出没山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因此，日伪军视这一地区的人民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到这一带“扫荡”。1941年4月21日和1942年6月18日，日伪军两次对该村进行“扫荡”，共杀害村民6人，伤4人，抓走2人。

1941年4月21日清晨，驻颜庄、辛庄、黄庄等地的日伪军在白冶子沟行凶后，又对圈里村进行了“扫荡”。千余名日伪军像蝗虫一样从白冶子沟直扑圈里村，包围了棋山沟，万恶的敌人用机枪对准逃难的群众扫射。村民艾德禹被机枪击中，当场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他16岁的女儿被机枪击中胸部，当即死亡。敌人还打死了他家的一头牛和一头驴。机枪扫射之后，日伪军又进行梳篦式的搜山。村民郑学海躲在棋山龙眼沟的一个石洞里，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刺死。村民郑学义躲在棋山下的葫芦沟内，被敌人抓住毒打后砍掉头颅。被抓住的郑玉才、郑贵吉、吴式为和李丰会4人，受到敌人的残酷拷打，但忠贞不渝。最后，狠毒的敌人把吴式为的胳膊刺伤，将郑贵吉用刺刀活活刺死。郑玉才趁敌人不备，跳下悬崖，幸免一死。这次惨案，圈里村被敌人杀害4人，伤4人。

1942年6月18日，日伪军在王庄安设据点，建立伪乡镇政权，并令各村交粮、出夫。但棋山一带的广大群众拒不为敌人所用。敌人气急败坏，于同月23日纠集百余人包围圈里村。敌人将村民郑文吉等4人押回王庄据点后，进行严刑拷打，折磨得4人死去活来。并扬言：“不杀几个不解恨，不杀几个，这里的老百姓不服气。”下午，敌人将郑玉恒、郑文吉砍掉头颅，郑玉入、吴式忠2人被关押了十几天，后由家人用钱粮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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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上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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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农历五月初六拂晓，口镇、寨里两据点的日伪军400余人，分两路包围仓上村，妄图偷袭驻仓上村的鲁中某军分区后方医院和泰山区贸易局合作油坊。军分区后方医院事先接到情报后，立即转移，一部分未来得及转移的伤病员被分散到村民家中隐藏起来。日伪军入村后扑了空，气急败坏，便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残暴的日军先是将油坊的大豆、豆油点燃，而后乘乱牵驴牵马、抓鸡逮羊，大肆抢掠。村民柏长青出来救火，灭绝人性的日军用刺刀将他活活刺死。村民李光永夫妇为了阻止日军点燃大门楼子，以救出藏在大门楼上面的两个儿子，一个被枪杀在院内，一个被枪杀在大门外。日伪军又将未来得及躲藏的群众全部驱赶到村北的冢子林，令其全部跪下，挨个毒打，并用刺刀割伤伤病员李增玉的脖子，以此胁迫被抓群众讲出医院和伤病员的下落。但是，被捕的群众宁肯自己挨打受苦，也坚决不向日伪军吐露半个字。日伪军见无计可施，便从被捕的83名群众中，挑选出16名青壮年，连同5名伤病员一起押往寨里据点。

在寨里据点，惨无人性的日军将他们仰面绑在板凳上，用皮鞭抽、木棍打、烙铁烙，还一遍一遍地灌凉水和辣椒水，折磨得他们遍体鳞伤。更残忍的是，日军竟然将李增玉和另一名伤病员用铁丝穿住鼻子，拖到寨里村南的河滩上，给日军当活靶子练刺杀。

日伪军这次偷袭仓上村，共杀死村民、伤病员5人，烧掉合作油坊的大豆1万余斤、豆油4000余斤，烧掉群众的粮食20余万斤，烧毁房屋60余间，抢去马、骡、驴50多头，以及不计其数的布匹等财物一大宗。被日军抓去的16名青壮年，后来经村里集资2.8万元巨款才将他们赎回，弄得许多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此后，仓上村的人民群众为了永远铭记这深仇大恨，便将农历五月初六这一天称为“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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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山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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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4日上午，驻见马庄日伪军在队长高桥的带领下，窜至苗山一带“扫荡”。在南苗山村，日军用枪逼着村民王其宝去找村长，被王其宝一口拒绝。日军便用枪托捣他，王其宝忍无可忍，一头向敌人裤裆撞去。凶残的日军开枪将他打伤在地，又用石头在碾盘上将他活活砸死。接着，日伪军又在村内展开搜捕，将王其臣（党员）、王义顺、王淑英、王玉怀、王京一、王其茂、李海龙等人抓捕，押往见马庄据点，于7月16日夜全部杀害在油篓坟里。这一次，仅日军队长高桥就亲手杀害了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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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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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23日拂晓，日伪军“扫荡”常庄、文字现一带根据地，企图一举消灭驻在西坡村（离南文字2华里）的泰山医院伤病员。但泰山医院早已得到情报，在日伪军未到之前就把伤病员分散到群众家中，工作人员也隐蔽在了村外的山沟中。日伪军到西坡村扑了个空，便漫山遍野地搜查。在西坡山后沟，泰山医院工作人员及当地干部群众23人不幸被日伪军抓住，押往石湾村。途中有多人趁敌不备，成功逃脱。剩余人员被酷刑拷打后，有11人惨死在敌人的机枪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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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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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村积极捐粮、筹物，支持抗战，是泰山区著名的抗日模范村。因此也成为日军摧残的重点村。

1942年4月12日拂晓，颜庄据点的日伪军200余人把三岔河村村民堵在棋山沟里，当众枪杀村民2人，又捕去泰山军分区十团合作社干部任可贤、老魏、王荣耀等5人，同时被捕的还有参议长、盘查站长、村长、青年团长及部分村民，共计30多人。日伪军还损毁房屋28间，抢走耕牛7头,抢去粮食、衣物不计其数。日军将十团合作社5名被捕干部中的4人活埋（任可贤是本村人，未暴露身份幸免于难）后，把抓去的30多人关押在颜庄街油坊里，强迫三岔河村交纳20把(每把合11.5市斤)蚕丝作为赎金，交换放人。否则，也将30多人全部活埋。村民们为赎回亲人，不得不变卖仅有的口粮和家产，到处买蚕丝。全村财产折变得一干二净，也只买到2把蚕丝交给颜庄日伪军，就再也没有能力买丝赎人了。群众难以生活，只好以树皮、花生皮、地瓜秧、野菜充饥度日，被关押的30多人，有13人染上了伤寒病。日伪军将染病者隔离开来，每晚对其余的人进行严刑审讯。任明玉因为身上带了一支钢笔，被视为共产党嫌疑，日伪军对他实行了残酷的刑罚，有一天晚上竟一次打了他20余棍，打得他皮开肉绽。后来任明玉机智地借机逃脱，并及时向区委汇报了据点敌情。区委立即组织人员将13名得伤寒的被押村民营救了出来。第二天，日伪军再次前往三岔河抓人，因群众早有防备，己安全转移，敌人无果而返。

此次惨案，日伪军共打死和活埋抗日军民6人，重伤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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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口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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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16日，驻见马据点日伪军300余人，包围石龙口村，企图围剿驻扎在该村的区中队。结果，区中队安全突围，无一伤亡。

疯狂的日伪军恼羞成怒，在石龙口村南、村北的山上大肆搜查，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中午，村民陈善庆被当作八路军枪杀在村北，村民陈善水被枪杀在村南的沟里。下午，12个赶骡子的邻村过路人途经石龙口，被日军队长高桥硬说成是给八路军送粮食的，全部被枪杀在村南的沟边，其中一个最小的尚不满12岁。这一天，日伪军在石龙口村枪杀村民15人、打伤12人，并抓捕22人押往见马据点，制造了石龙口惨案。事后，石龙口村的群众为了纪念这悲惨的日子和这12名无辜的赶骡子的群众，将此沟取名“鬼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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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凤乡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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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凤乡位于莱芜西南部莲花山地区的中心地带。这里群山起伏，山谷纵横。抗日战争时期，云凤乡是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春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前，云凤乡是新甫县党政机关的主要活动地区。

1942年8月29日，日军从泰安、新泰、莱芜各据点抽调6000余人，“扫荡”莲花山地区，妄想一举消灭我党政军机关。这次敌人“扫荡”的重点是云凤乡。该乡共辖孙家庄、李家庄、程家庄、东凤阳、西凤阳、庞家庄、绿凡崖、孙家庄、张家庄9个自然村。

这天拂晓，一阵疯狂的炮火轰击之后，日军闯进各村，把村民强行集中在一起，置于刺刀的包围之下。

在孙家庄，日军把全村的男女老幼，赶到村中的一块空场地里。一个汉奸向人们喊道：“孙家庄是八路窝子，没有一个好东西，今天要你们说出共产党八路军到哪里去了，不说就甭想活。”人群中没有一个吭声的。那个汉奸突然把亓大娘（抗战干部亓星辰之母）拽出人群，让她说八路军到哪里去了。亓大娘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汉奸狠狠地打了亓大娘两个耳光，然后扣动扳机，打死了她。敌人原以为这样能杀一儆百，但人们仍然没有吭声的。一个日本军官气得暴跳如雷，吼叫着：“统统枪毙!”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一起扑向了敌人，用牙咬、用脚踢、用拳打，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敌人的机枪响了，村民们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中。

在李条庄，村民刘学礼因受风寒，躺在炕上蒙头发汗，日军没容他露出脸来，刺刀就刺进了他的胸膛；亓永才之母藏在栏棚上，被敌人拉下来活活砸死；吕庆甫夫妇带着子女外逃，全家被机枪打死；刘昌文避难途中，身中数十弹；纪玉琢被刺死在瓜棚上；亓会告被刺了3刀6孔；一个精神病患者被砍成八块……整个李条庄霎时变成了屠场，街头、巷尾、院内，尸体到处横陈，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

在东、西凤阳和蔺家庄，群众听到枪声后，纷纷顺着东凤阳村前的一条大沟往西跑。敌人在沟西段架起机枪，向沟内疯狂扫射，李书俊等20多人被打死。东凤阳李润文的侄媳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外逃，母子被机枪打死。其妹夫前去抢救，被日军砍去右手。一名14岁少女被日军堵在屋里轮奸致死。其父前去营救，被日军刺死在院子里。西风阳5名妇女藏在地洞里，敌人将其逼出后，用机枪一个个打死在洞口。

在庞家庄，青年农民亓德常不忍日军的暴行，手持菜刀和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砍下了头颅，惨死在血泊之中。

在程家庄，大批村民躲在了村北的谷地里。村民程世然的儿子被日军刺死，程世然前往扑救，也被刺死。幸而这时八路军在不远处打枪，把敌人引开，才使藏在谷地里的村民得以脱险。

在绿凡崖，一分娩3天的妇女因体弱未能外逃，被敌人轮奸后枪杀。

在张家庄，一妇女抱着孩子外逃，被枪弹击中头部而死。孩子在母亲身上吮吸着血水，哭得死去活来，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

日军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过后，云凤乡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共杀害平民百姓111人、伤者无数，此外还有无数房屋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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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庄集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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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冬，日伪军为推行“治安强化”政策，强行把常庄集市迁至3华里外的响水湾，但群众惧怕日军骚扰、抢掠集市，迟迟不到响水湾赶集，仍在原常庄集市旧址赶集。

日军见群众不愿迁集，架起机枪向赶集的人群扫射。顿时，集市上硝烟弥漫，机枪声、小炮声响成一片。只见无数席子、筐篓被炸得飞上空中，赶集的人群挤成一团奔逃，绊倒的、打死的、受伤的，集市上躺满了人，哭喊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撕人心肺，整个集市一片混乱。常庄村村民马同尽之母被打死在饭摊上；亓保刚的儿子正扫着花生皮被炸死，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扫帚；郭庄的一名群众被炸开了头骨流出了脑浆，在地上呻吟着爬着；响水湾村董立芳之妻、桃园村尚怀学之父也惨死在敌人的机枪下。尤令人落泪的是北卫村的阎俊红，当时才十几岁，随父亲赶集卖花生，被日军机枪打死。事后，其父用扁担一头挑着花生、一头挑着死尸赶回家去，其惨景催人泪下。

除以上惨案外，敌人在这一时期制造的惨案还有刘白杨惨案、邢家峪惨案、河南惨案、大罗圈惨案、山子后惨案、狼光峪惨案、唐王许惨案等多达25起，共惨杀无辜群众360多人、致残450多人、被抓去做劳工的200多人。这是日本侵略军在莱芜欠下的累累血债。

自1938年初日军侵占莱城，至1943年1月“蚕食”伪化莲花山地区，在这5年时间里，日军妄想以疯狂的“扫荡”、残酷的屠杀，来征服莱芜人民，以实现其“长期占领”的罪恶目的。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莱芜人民，在暴力面前是绝不会屈服的，这已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1938年5月7日，国民党军某部，在裴家庄西封山子偷袭敌人后逃跑。数名日军闯入裴家庄，正好碰上准备逃反的群众，便穷凶极恶地吼叫着，追问群众谁是八路军。老百姓没有一人回答。敌人架起机枪，当场打死8人，伤10余人。敌人的暴行，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大家握紧拳头，不约而同地向敌人扑去。石块从四面八方雨点般向敌人投去。敌人被震惊了，他们哇啦着，边鸣枪边狼狈逃窜。

1941年9月，泰山军分区医院，有部分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住在刘白杨村外的山洞里。21日，日伪军为搜查伤病员，包围了刘白杨村。该村共产党员刘均圣兄弟四人，给伤病员送饭，刚出村就被敌人包围了。敌人逼问他们伤病员在什么地方。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后敌人把全村老百姓集合起来训话，大家没有一个吭声的。敌人见训话不成，便开枪打死了刘均圣两个弟弟，并扬言不说实话就全部杀掉。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刘均圣大喝一声：“拼了吧!”群众早已按捺不住的满腔怒火顿时爆发了出来，大家赤手空拳和敌人展开了搏斗，一场殊死的拼搏，迫使敌人狼狈撤退。

像这样的英雄事迹，在莱芜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连家庭妇女，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没有被日军的残酷屠杀所吓倒。1941年8月，日军在“扫荡”狼光峪时，要抓胡亭兰去当向导。胡的妻子对敌人说：“死了也不去，就是不能领着你们去糟蹋老百姓!”然后，死死地抱住丈夫的两条腿。敌人拖拉不开，便将胡妻枪杀在地上。1942年8月29日，日军对云凤乡进行大屠杀时，孙家庄80多岁的谷效德大爷被敌人杀害。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断断续续地对人们说：“你们年轻人……都去干八路……替我们报仇啊!”

敌人每制造一起惨案，就埋下一粒仇恨的种子。凡是遭受过敌人屠杀的村庄，都是参军参战最积极的地方。活着的人们擦掉身的血迹，掩埋好父老兄弟的尸体后，便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因为人们从血的事实中认识到，只有坚持斗争，抗战到底，中华民族才有出路。因而从1941年春开始，青壮年参军参战更加积极了。虽然形势恶化了，但人们抗日的决心更大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