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41年春开始，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先后实行了巩固解放区的十大政策。这十大政策是：政权建设要实行“三三制”；实行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审查干部、纯洁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对军民进行时事教育；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大生产运动。莱芜三县结合实际情况，逐步贯彻落实这十大政策，促使抗日斗争形势得以不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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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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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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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口号下，为适应抗战形势，莱芜三县实施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自1941年冬开始，莱北、博莱、新甫县党政军机关先后进行了两次精兵简政。1942年8月，三县再次实行精兵简政。至11月，动员安排了一大批老弱病残人员退伍回家，处理了部分对抗战悲观失望的人员，精简机关人员三分之一以上，初步改变了机构与形式不相适应的状况。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使党政军系统的脱产人员仅占了根据地总人口的3％。部队、机关更加精干，更加战斗化。被精简的干部、战士，部分被派往敌区，打入敌人内部，为开展敌区工作创造了条件。

实行精兵简政，大大减少了机关吃粮人数，征收公粮数比此前减少一半左右，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解决了战时机构和极端困难的社会经济一大一小的矛盾，有力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各级组织的工作效能。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强调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9日，山东分局作出决定，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11日，莱北、博莱、新甫三县委根据上级部署，进行了整顿，进一步统一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调整了上下级与同级各个抗日组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基干兵团、游击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坚持正面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巩固现有阵地；一方面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发挥武工队的作用，深入敌占区，充分利用民族矛盾和敌伪之间的矛盾，依靠群众，建立两面政权，开展机动灵活、广泛深入的对敌斗争，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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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为零? 机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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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三县的党政机关和部队，为适应斗争形势，改变大部队活动的方式，化整为零，组成若干精干的战斗小分队，到敌占区开展活动，实行主力地方化。

1941年12月15日，山东纵队四旅调集连排干部、共产党员50余人，组成敌后武装工作宣传队（简称敌后武工队），罗俊任队长，刁愈之任指导员，李烈炎、张健任副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这便是著名的泰山区第一武工队。翌年1月，武工队进入莱芜口镇后，铲除了作恶多端的叛徒宋有德，很快站稳了脚跟。此后，武工队又采取了一系列对敌斗争的措施。诸如，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对伪乡、保长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育，争取建立两面政权；建立“红黑簿”（善恶簿），争取从善者，打击作恶者等。搅得敌人束手无策，口镇地区的抗战形势明显好转。至1943年春，先后有120余伪军投诚；在乡村普遍建立起二级情报站，并在口镇镇公所内建立起秘密情报联络站，较好地掌握了敌人动态，打开了局面。1943年3月，武工队奉命开赴泰莱边，摧毁了臭名昭著的川村试验区，后又转入济南市邻、淄博等地开展斗争。1945年1月，八路军山东军区通令嘉奖泰山区第一武工队，称它是“山东成立最早的武工队”。同时总结说，“三年来经严酷斗争，开展与坚持了敌占及游击区14个区的工作，建立了历城抗日政权，恢复了淄川抗日政权，坚持了莱北反‘蚕食’斗争，摧毁了川村实验区，瓦解了泰山区硬拳道，改造了很多无极道组织，使我军活动直迫济南”。

与此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都以小队、班、组为活动单位，定期分散，定期集合，布置了若干点线，以利于联络。县大队、公安局，也都统一组织起来，分头活动执行共同的任务。这样，部队和机关的目标小了，但接触的群众多了、活动的范围广了，工作更加深入了，有力地促进了对敌斗争的开展。通过派遣小部队和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斗争，不仅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而且在敌占区宣传组织了群众，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为将来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为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莱芜三县还普遍进行了插存物资和安置伤病员的工作。对一些枪支、弹药、粮食、文件等，发动群众在山上挖洞、砌石屋插存起来。对伤病员进行了疏散。有的被安插在山村里，有的则通过各种关系被转送到敌占区治疗。这样，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通过化整为零、插存物资，做到了轻装上阵，不断深入敌区开展斗争，逐步使抗日斗争形势得到改善。

1943年3月上旬，地委召开会议，认真总结过去工作，特别是总结3个月来对敌斗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布置了新时期开展对敌斗争的中心工作。在地委统一部署下，莱芜三县普遍总结对敌斗争经验，开展春季攻势，使莱芜对敌斗争形势出现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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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民兵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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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在抗战形势日趋恶化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敌后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应包括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部分。这个指示完善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军事体制。山东军区也适时提出：各级军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应在敌人的点线之间大力发展游击区，坚持边沿游击区斗争，积极组建民兵组织，采用各种形式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以进一步加强全面的对敌斗争。

在莱芜，经过多年的斗争锻炼，群众觉悟不断提高，群众组织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群众武装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已开始由自卫队、游击小组、青抗先锋队、基干团逐步发展成为民兵组织。民兵主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是在人民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组建起来的武装组织。民兵与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密切配合，采取破袭战、地雷战、攻心战等形式，将敌后游击战争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使军民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破袭战是民兵反封锁斗争的主要形式。搞破袭是民兵的拿手戏。他们用这种方法破坏敌人的公路、电线和其它设施，令敌人头痛不已。其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在据点、岗楼里有内线关系的，就事先和他们联系好，等民兵的破袭任务完成后，再让内线关系报告敌人；二是在没有内线关系的地方，利用打扰乱的空隙去做。他们把队伍分为两批，一批在据点或岗楼的这一方进行扰乱，另一批到据点的那一方破路、割电线；三是采取敌人白天修、民兵晚上扒的斗争方式，破坏敌人修炮楼或碉堡。1942年11月，敌人在口镇据点至大王庄据点间新修了一条公路，派伪军把守护路、修筑炮楼。在朱家庄村南一段修炮楼时，敌人白天修了，民兵夜间就扒掉，敌人再修，民兵再扒，这样一连十几天没让敌人修成。敌人急了眼，就限令民工在一天内修完。这些民工大部分都是民兵，他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即答应下来。他们把整坯砸开，和稀泥垒坯，急急火火修了起来。天黑后，汉奸队住进了炮楼。可是到了夜间，炮楼就倒塌了，砸死、砸伤汉奸12人。人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很快就编出了一段顺口溜：“坯砸碎，稀泥安，泥巴和得水一般。斜着垒，歪着安，急急火火快快干。天明才动工，天西就垒完，天黑住上汉奸把岗站。深夜12点，呼隆一声炮楼坍，砸死砸伤汉奸12名，整整报销了一个班”。

割电线是另一项重要的破袭战。南苗山村的民兵自卫队长期从事破坏敌人电线的活动。其中一次便从普通村一直割到见马庄，距离长达20余里。仅1942年5月至9月，即割电线20余次，收电线400余斤，电杆10多条。像破公路、割电线这样的斗争，已成为莱芜各地军民紧密配合的群众性运动，几年中从没有停止过，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不便。

空舍清野、反抢粮是民兵反“扫荡”的重要手段。各地民兵在反“扫荡”时，带领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坚持就地斗争，采取各种方式打击敌人的抢掠活动。就是在敌占区的城关三官乡，也村村定誓约，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在根据地，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物资都被分散隐蔽在山洞或地窖中，即使外边留出一部分粮食也都掺了砂，他们在大粒粮食中掺大砂、在小粒粮食中掺小砂，让敌人吃不得、运不得，干着急，没办法，最后只好一走了事。

1942年6月，新甫县圣井区李条庄的民兵得到敌人要出动的情报后，立刻发动50多名群众，将万余斤公粮星夜运出掩藏。到敌人前来抢劫时，颗粒未损。同年7月，汶南区黄沟村保存公粮千余斤。在敌人突然“扫荡”的紧急时刻，民兵仓促间藏起来的粮食，被敌人发现了。这时，民兵故意在村外放枪制造声势，敌人以为被包围了，没有来得及运粮就吓跑了。敌人撤走后，该村民兵立刻将公粮妥善安置好，保存了起来。

1942年秋，驻莱东山头店的伪军带领民夫数百人，企图到根据地抢粮。当他们行至王家庄村北的河滩时，在山上监视的民兵向走在前面的伪军打了一个排子枪，几百名民夫趁机扔下小车、挑子、口袋等运粮工具跑了个精光，心惊胆战的伪军也都灰溜溜地逃回了据点。

1942年夏秋无雨，粮食欠收，眼看老百姓就要无粮断炊。这时，莱东县白龙区委、区政府得知吕家芹村伪维持会长吕某的财产因故被日本特务机关查封。吕的这些财产大部分是粮食，是乘国难发的不义之财。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虎口夺粮，救灾度荒。区委、区政府在征得县委的同意后，先是调查清楚这批粮食的存放地点，然后组织600多人的运粮队伍，于一天夜里在民兵和地方武装的掩护下，利用吕家芹村据点的内线关系，将粮食运了出来，共计3万多斤。当据点敌人发觉时，运粮队伍已转移到安全地带。白龙区用这批粮食救济了烈军工属和贫苦农民，博得了百姓的赞誉，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地雷战是民兵反“扫荡”的一种重要战法。地雷最初用于防御，后逐渐发展成主动进攻的武器。其埋设方法、质地种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得到演变发展、日趋多样，威力也日渐增大，成为民兵对敌斗争的一件法宝。

1942年春，新甫县西汶南村的民兵，在地主毕某的门口埋设地雷，炸死了2名日军。莱北浆水沟村民兵得悉敌人将从章莱路路过，在路上埋下地雷，当场炸死3名日军、1匹战马。是年秋，雪野区的民兵在上游河滩章莱公路沿线埋设地雷十几枚，炸死途经此地的日军30余名。当敌人提心吊胆地走到上游镇以北时，又品尝了娘娘庙民兵埋下的地雷，被炸死3人，伤2人。10月，在一次反“扫荡”中，莱北茶业区民兵英雄李念林，带领民兵在中茶业村口、道路、河边、桥头埋下了数枚地雷。当日军气势汹汹地从这些地方经过时，踏响了预埋的地雷，炸死炸伤10多人，敌人被迫撤退。在这以后，李念林带领群众创造了若干种地雷，计有趟雷、咯噔雷、踏雷、钉子雷、挂雷、群雷、连环雷、三角雷等，这些地雷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埋雷手法也日趋成熟，他们在平地的雷坑上用牛车车辙或竹耙印痕伪装，在山地上用牛羊蹄印加以掩盖，或将挖出的新土运走，再填上旧土伪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泰山军分区根据李念林的爆破经验，先后举办了7期地雷爆破训练班，培养了700余名民兵爆破手。1944年5月，李念林被鲁中区武装委员会授予“爆炸大王”称号。8月，在山东省军区民兵英雄大会上，又被授予“民兵英雄”称号。他的事迹还被美国路透社以《爆炸大王李念林》为题作了报道。

除李念林外，黄庄的“飞行爆炸大王”——左太传，带领民兵爆炸队驰骋在莱芜及其周边地区，纵横数百里，巧摆地雷阵，也创造了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1942年2月，左太传接到寨子据点日伪军企图外出“扫荡”的情报后，立刻带领民兵爆炸队连夜赶往敌人必经之路，挖坑埋雷，布下天罗地网，待敌人进入雷区后，“轰—轰—轰——”，路边、河滩、山上多处地雷接连开了花，敌人被眼前的景象吓懵了，乱作一团，最后拖着4具尸体和10余个伤号夺路而逃。

在抗战时期，莱芜民兵的地雷战大显神威。北有李念林，南有左太传，处处布地雷，令日伪军攻不能进，守不得安，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民兵大联防是民兵反“蚕食”斗争的重要形式。莱芜各地的民兵，在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支持下，普遍实行了以中心村为基点的民兵联防。民兵联防，一般是区建立联防中队，几个村建立联防分队，一两个村建立联防小队，一村有事，村村呼应。各地分散的民兵在这一组织形式下联合起来，力量得到空前壮大，在反“蚕食”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

1941年2月，口镇、雪野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企图偷袭茶业区五村联防队。狡猾的敌人怕中雷阵，第一天未敢进峪，而是进驻南王庄。茶业区民兵联防队和白杨、法山民兵联防队密切配合，采取“敌驻我扰”的战术，三五成群地在周围山上打枪、放土炮，骚扰得敌人彻夜不安。次日拂晓，敌趁大雾，绕道向火龙台（山名）偷袭过来。民兵发现敌人后，英勇阻击，顽强战斗，予以沉重打击。民兵、共产党员刘俊林为掩护其他民兵安全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三面悬崖的山项上，与敌奋勇搏斗，在子弹、手榴弹先后打光后，接着用石头打击敌人。最后，当敌人向他猛扑过来时，他砸碎枪支，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刘俊林的牺牲，更加激发了大家的民族仇恨和斗争意志。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民兵联防队消灭日军约一个连，缴枪60多支。战斗结束后，泰山军分区司令员瘳容标、泰山专署专员赵笃生参加了刘俊林的追悼会，并将刘俊林牺牲的火龙台山命名为俊林山。

1943年春，敌人趁主力部队转移外地之际，纠集口镇、见马、榆林据点的200余名伪军到茶业区“扫荡”。观察哨发现敌情后立刻发出信号。茶业、白杨、法山的民兵联防队和阁老民兵队根据地形采取了“两山夹击、前后阻打”的战法。汉奸进峪后，阁老民兵在前面迎击，法山民兵在后面追击，茶业、白杨民兵分别在凤凰、俊林两山上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敌人在民兵的强大攻势下，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丢盔弃甲向北逃窜，至章丘境内被全歼。

配合主力作战是民兵的重要任务之一。各民兵组织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战斗生活的锻炼，不仅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做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工作，较好地发挥了全面配合主力作战的作用。1941年春，某部攻打莱北枯河伪据点，民兵积极配合，向敌人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最后将伪军全部俘虏。1942年春，在我主力不在时，敌人经常到莱北雪野、栾宫一带抢劫财物、捕杀抗战干部。为防范、打击敌人，各村民兵成立了联防组织，约定互通情报、互相增援。一次，日军百余人又来“扫荡”。东栾宫的民兵英勇出击，在各村民兵的配合下，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7月，吴化文的一个连到常庄抢掠，在文字现的南山上被主力部队和民兵打垮。敌人除一个班被打散外，其余全部被俘。9月，常庄区佛羊村民兵配合主力在猴子岭埋伏作战，经数小时激战俘敌两名。10月，该村民兵又配合主力部队，在燕子山伏击从见马到和庄的300余敌人，激战3小时，毙敌10余人，缴获战利品一宗。

除在战场上与敌拼杀、配合作战外，民兵还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大搞攻心战，瓦解敌伪，减轻主力部队作战压力，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下河楼敌据点驻着一个伪军班，茶业民兵得知班长姓周，其叔父是八路军区中队班长，决定争取他率领全班反正。经过周密安排，耐心说服，终于使这个班秘密起义，成为八路军的秘密运粮站和情报站。为了暂时不惊动敌人，他们白天照样穿伪军服，晚上换装后外出打击日伪军，并经常把日军的粮食、弹药偷运到根据地，成为埋在敌人内部的一颗炸弹。

在配合主力作战之余，只要有合适的战机，英勇的民兵还能单独作战。如香山区猪石槽村，自从敌人安设据点后，每晚要出3个人为敌站岗。一次，该村民兵指导员崔志远化装成群众，身藏短枪，带着两个民兵去给敌人站岗，深夜时趁敌不备，将事先约好的民兵放进，把22个伪军全部生俘，将炮楼烧掉，武器也全部缴获。

民兵的参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间的关系。战争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他们结成了生死与共的鱼水情谊。莱芜三县的民兵总数不下3000人，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武装力量。他们机动灵活，有时单独行动，有时配合主力作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部队的伤病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民兵接到村里护理、休养。老百姓把伤病员视为亲人，倍加关照。有时敌人来“扫荡”，群众不顾自家人的生死，千方百计把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大批伤病员在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伤好病愈，重新返回了战斗岗位。像这样的事例，在莱芜是不胜枚举的。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日本侵略者注定要葬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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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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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仍未肃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如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还严重存在。它们侵蚀着党的肌体，使许多党员的思想作风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抗战爆发以后，党员数量增加较多。其中，不少新党员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这又为党内三风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种状况阻碍了党的进一步发展，对全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也将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共中央决定，从1942年春开始，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运动的方法步骤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规定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件，在个人反省总结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错误的措施，引导党员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时间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

为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思想状况，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作，深刻论证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1942年2月以后，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为整风运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莱芜党组织建立得比较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已经经受过严峻的考验。抗战爆发以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40年底，全县党员已经达到1.1万人。这期间，有一大批人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加入了党的行列。这些人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这说明，在莱芜进行一次党内整风运动，是完全适时和必要的。

由于鲁中地区对敌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学习活动时断时续，到1943年春，全区的整风学习运动才持续地开展起来。1943年4月18日，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决定》发出了《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明确指出整风是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的决定性的任务，要求把重点放在领导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对个人历史反省上，以提高思想、转变作风。根据泰山地委部署，莱芜三县从1943年春开始，利用对敌斗争的空隙，在党内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中，三个县委在认真吃透中央指示精神的前提下，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一是强化培训，为整风培养骨干。三县都派出干部，参加了鲁中区党委于1943年春在岸堤召开的各县组织部长会议。这次会议，结合检查工作进行整风达40多天，实际上是举办了一期培养整风运动领导骨干的学习班。与会人员都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自我检查，分析了错误思想的实质及产生的根源，大摆了错误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由党组织审查了每个人的历史。通过这次会议，与会者大大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学会了如何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些同志回县后，都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骨干，对莱芜三县的整风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协助县委，在整风开始以后，培养积极分子，对那些历史清白、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敢于对别人开展批评和斗争的同志，进行重点培养，使他们都成了所在单位的积极分子，在整风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曾先用一段时间，学习了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深刻理解文件精神实质，初步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以此为武器，对照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在自我检查中，联系实际，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力求从理论的高度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行，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在学习文件时，还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使运动始终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三是切实做到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相结合。根据毛泽东同志“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教导，运动中采取了“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相结合”的方法。这一方法具体体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重点强调了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要进行严格的、毫无保留的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应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者足戒”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别人的错误行为，不能采取事不关己，少说为佳的态度，要以“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犯错误的人进行诚心诚意的帮助。总之，正确运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莱芜的整风运动，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正确执行了中央和区委、地委的有关指示，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是在整风运动中，县委成员通过对中央文件的反复学习，进一步认清了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分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的界限。在此基础上，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革命的危害。二是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反复学习，认识到工作中所表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根源就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毛泽东主席指出的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无比正确的。在整风学习中大家摆了许多事实进行剖析，如摆出新甫县委只看到了敌人对莱北、徂徕山区的“蚕食”，而没有预料到敌人对莲花山地区闪电式占领的事实，说明形势变了，再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是不行的道理。通过这样摆事实，加深了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危害的认识。三是通过学习、批判，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根子也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它拉山头，闹分裂，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在宣传工作中、在文风上的表现。它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无的放矢……是主观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处。所以，在批判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同时，也狠批了主观主义。大家列举了许多事实，如在三三制的政权班子中，有的党员就表现了宗派主义的排外性，看不起党外人士，以党员自居，有时甚至“党气”逼人，败坏了党的声誉，使抗日工作遭受了损失。在批判党八股时，同志们结合学习文件，批判了那些高高在上，目空一切，不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真实情况，妄发议论，处处发号施令的官老爷作风，也批判了那些不愿做思想工作，以感情代替政策，喜欢作大报告，只管自己讲，不管群众听不听，表现十足的党八股的坏作风。四是广大党员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在运动中，广大党员都认真检查了自己的入党动机，克服了为打日本入党，为摆脱封建家庭入党，为找职业入党等狭隘观念，从而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运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少数支部对整风的动员和个别教育工作不够深入细致，使某些同志对整风还有顾虑。个别单位对整风方针掌握得不够准，有时抓住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放松了对重大问题的解决；有时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不够，对某些同志的思想问题，解决得有些简单生硬。少数单位把整风学习和现实斗争割裂开来，形成了一种静止的和平读书生活，未能一面进行整风学习，一面接触现实，把整风运动搞得枯燥乏味。在思想斗争方面，有的把思想斗争搞成了单纯地反省自己，洁身自好，在座谈讨论中只是每人说几句即告结束；有的在自我反省中，不是分析缺点找其产生根源，寻求克服的办法，而是罗列现象，避重就轻，或只作原则检讨，不接触具体问题；有的只反省历史不反省现实。

莱芜三县的整风运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取得的成效是主要的，巨大的。通过整风运动，莱芜三县党组织面貌为之一新，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多数干部、党员都懂得了必须把握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团结，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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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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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进一步调动抗日根据地内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28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党的土地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月6日，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出：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发动不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向地主进行斗争，未能发动群众的地区，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指示》规定，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即二五减租，分半计息)。开展减租减息增资的目的，是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缓解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削弱封建势力，让基本群众在农村中占据优势。通过减租减息增资，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好处，这就促进了他们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在减租减息增资的同时又要交租交息，使地主阶级认识到，共产党是按政策办事的，不是胡来。他们虽然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但生活上还比农民好得多。在这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时期，大多数地主、富农还是满意的。这就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大局。《指示》还规定，这项工作坚持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坚决地团结中农。

中央的决定、指示下达后，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随即颁发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分局还于1942年5月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为贯彻好中央及山东分局的指示，鲁中区委、泰山地委立即采取行动，全面部署实施了减租减息增资工作。

根据上级的部署，莱芜三县的“双减增资”运动从1943年初开始开展。这项工作开始以后，各县区都抽调了一定数量的干部，组成了减租减息增资工作队。工作队首先进行了组织学习，掌握了减租减息政策的精神实质，然后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工作队主要抓了典型示范的工作。即重点突破，取得经验，使减租减息增资斗争由点到面地开展起来。工作队下去以后，各区都确定了试点村。如莱北县方下区的试点村是李家义，莱东县龙崮区的试点村是郭家庄，新甫县圣井区的试点村是圣井村。工作队在试点时的主要工作是，大力宣传减租减息增资的目的和意义，反复解释为什么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把政策界限向农民交待清楚，然后以主要精力对基本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以启发群众对地主阶级斗争的自觉性。为了提高农民的阶级斗争觉悟，工作队及时揭露了某些地主为了降低自己的成份，与儿子们分家，或假卖地的把戏，说明这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使广大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工作队不包办代替，主要做启发引导的工作，处处以村农救会为核心开展工作，直到减了租、减了息，退了租、退了息，双方立了契约为止。这样，既创造了工作经验，又培养了农村干部，给周围村庄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减租减息斗争的全面开展。

根据试点村的经验，全面的减租减息增资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大体都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优势阶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村党组织和农救会，反复召开村民大会，农救会全体会员大会，贫农、雇农、佃农会议等，反复学习有关文件，介绍试点村的经验。然后以农救会为核心，以党的阶级路线为行动准则，组织广大群众开展“谁养活谁”的大讨论。通过讨论，群众认识到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是穷人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穷人。通过学习，广大农民懂得了穷人之所以受苦，是地主剥削造成的，要想不过穷日子，就得参加农救会，团结起来和地主进行斗争。从而使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农救会，农救会的力量扩大了，基本群众占了优势。

二是培养骨干，推动工作开展阶段。在基本群众的优势树立起来以后，各村党组织和农救会，对那些苦大仇深、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中青年，进行了个别教育、培养。结合这些人的身世，唤起了他们的阶级仇恨心，使广大群众逐步明白了不进行斗争，就没有翻身和出头之日的道理。因而，这部分骨干力量在工作中表现得热情高、干劲大，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开展算账斗争，夺取运动胜利阶段。在这一阶段，组织大家学习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的还学了《关于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他们揪出首恶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既算了经济账，也算了政治账，取得了双翻身。不少群众当面揭发了地主分子抢房霸地、高利盘剥的罪行，把苦水都倒了出来。地主们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被迫服从了政府的法令，收敛了破坏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种种活动，表示愿意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和农救会按照党的政策开展双减和增资的具体核算兑现工作。

莱芜三县的减租减息增资运动，自1943年开始，至1945年8月结束。运动的开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运动一开始，县区村各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认为，莱芜地区的大地主少，租佃、借贷关系不多，通过减租减息增资是很难把群众发动起来的。还有些人认为，搞群众运动是党委和抗联的事，其他部门只是配合而已。有的县政府在夏秋两季，只作征收工作，武委会只抓民兵训练，怕抓了中心而完不成部门任务，几乎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完全错了。中心工作没做好，他们的部门工作也没有做好。这些不正确思想的存在，使他们在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上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村根本就没有发动群众，而是干部拿着政府减租减息增资的法令，去和地主和平谈判。地主虽然同意了减租减息和给雇工增加工资，但是群众不敢要。有的村竟出现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一些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村庄，有的在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时候，出现了打骂、爬桌子、画脸子、跪凳子等侮辱人格的现象，让敌伪分子钻了空子。他们趁机进行反动宣传，给减租减息运动造成不少的困难。如莱东共7个区，284个村，属敌占区的112个村，属我占区和游击区的172个村。运动之初，这172个村中，减租减息增资开展比较彻底的只有8个村，不彻底的107个村，其余55个村尚未开展起来。

针对上述情况，莱芜三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召开会议、强化力量、加强调度、实施督导等措施，很快使运动得到健康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莱北的张里区，全区共有地主72户，共出租土地2988亩，按二五减租计算，每年平均少交粮食近50万斤；552户佃户，每户平均少交粮食1000余斤。全区共有借款户237户，借钱21万多元，按分半减息计算，每年可向债主少交5万多元，平均每户少交200元。全区共有长工116人，按50%增加工资，每年共增加工资粮17万多斤，每人平均150多斤。其他县区也同样取得了胜利，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群众在经济上初步翻身以后，深刻体会到了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要想彻底解放，不但要推翻地主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因而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大大提高了。1943年动员归队，1944年动员参军，群众都表现了空前的积极性，出现了很多父送子、妻送郎的模范事迹。莱东的古德范，1943年“双减增资”以后，该村自愿参军的有5人。在欢送新军的大会上，有4名妇女上台报名参军，有3位老人送子参军，并且在以后也多次出现过参军的热潮。该村在抗战时期的参军人数达到了全村总人口的13%。群众之所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热忱，“双减增资”运动的开展是重要原因之一。

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农救会、民兵，以及各抗日群众团体，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少中青年积极分子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农救会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至数倍的发展。新甫县的圣井村，运动中发展党员7人，农会会员由27人发展到85人。莱北的太平街村，在运动中发展党员20人，农会由原来的45名会员发展到237名，各群众组织的总人数达到85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55%。民兵组织也普遍有了大的发展。莱东的郭家庄，“双减增资”前民兵仅有7人，运动后达到27人。这些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劳武结合，做到了生产、抗战两不误，大大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从1945年初开始，敌人不得不收缩据点，抗日斗争形势出现大的转机，这是“双减增资”运动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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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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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党的整风运动的同时，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发出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指示。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3年春，毛泽东为敌后解放区陆续展开的大生产运动，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毛泽东在总结财政经济工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文章，确立了大生产运动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引下，鉴于各解放区的经济基础和被敌人分割的实际情况，又制定了许多具体方针：即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以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组织起来，实行集体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等。

在中央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方针的指引下，从1943年起，各个解放区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进入全面开展阶段。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1944年初，莱芜三县遵照中央有关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进行周密部署，广泛宣传，层层发动，以战斗的姿态，掀起了一个广泛深入的生产运动高潮。三县县委要求以发展农业为主、副业为辅，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减少花生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具体提出：平原每亩增产8-10斤，山区每亩增产5-8斤；军队每5人开一亩荒地，机关、学校每10人开一亩荒地；利用现有条件，进行纺线织布；每人植树一棵，多种瓜菜，每人养2只鸡，每4人养1只羊，10亩地之家养1口猪，30亩之家养一头牛；家家户户要制定生产计划。通过广泛深入宣传教育工作，广大群众、军队、机关和学校，都深刻认识到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大意义，增强了搞好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在生产运动中，政府除从法令上给予保护外，还给群众发放了口粮、种子，以及置办农具的贷款。军队、地方武装和民兵，除参加生产以外，还实行劳武结合，保卫大生产运动。在广大农村，群众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帮工队，教育改造了一批街滑子、懒汉和游手好闲的人员，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生产过程中，狠抓了五项增产的措施：①强调精耕细作。要求深耕8寸至1尺，提倡多耙，使土地既暄又实，以保证苗全苗旺。②施足肥料。要求群众多养猪勤垫栏，经常打扫庭院，积攒土杂肥。要求各县、区干部都背起粪筐，投入到积肥的行列。要求种前施足底肥，庄稼生长过程中及时追肥。③宜时播种。种子数量要根据地质而有所区别，实行合理密植。④加强水利建设。号召连户打井，鼓励个人打井，挖掘山泉、沟崖，进行开渠引水。⑤加强田间管理。及时中耕和浇水，加强病虫害的防治。由于以上增产措施抓得及时，落实得好，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有所提高。

与此同时，部队除帮助群众进行大生产运动外，也在减轻群众负担口号的鼓舞下，在与敌人紧张作战的空隙，开展了生产活动。部队的团、营、连都分配了开荒任务。他们把生产和打仗看成是一样重要的任务，以无限忠于革命、忠于党的责任心，完成了开荒任务。在生产中，出现了许多先进的班、排、连和模范战士。在党政机关中，也都提倡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县委书记、县长处处跑在头里，和大家一起找窍门、想办法，积极完成生产任务。雪野区区长韩迪生在对敌斗争和领导群众生产的空隙中，早起晚睡，种菜拾粪，博得了群众好评。不少同志学会了纺线和织布。部队和党政机关的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也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也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会制定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工作路线，以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深刻地论述了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大会通过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无比正确的，完全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七大过后，莱芜三县各级党组织，逐级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反复认真地学习了七大文件。在学习过程中，各县委都提出了“结合实际，学习文件，认真研究，加深理解”的学习方法。各级班子成员率先垂范，认真学习，并为本区域范围的党员干部讲党课，以推动学习的开展。同时应用黑板报、宣传栏等宣传工具，广泛宣传七大精神。三县各级党组织还通过组织讨论、竞赛等形式，把七大学习引向深入。经过反复的学习和研究，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了党的三大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武装斗争方面，加深了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深刻认识到，这支部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消灭非正义战争而战斗的正义之师，是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所在。在统一战线建设方面，加深了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理解。大家认识到，只有通过统一战线，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够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通过莱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被严重破坏后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深刻认识到，党的建设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通过学习，大家对现实斗争充满了信心，一致认为，必须同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作不懈的斗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打败日本侵略者。

特别是通过对毛泽东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学习讨论，县区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增加了物质供应，保障了群众和部队官兵的基本生活，为战胜困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七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莱芜三县的党组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