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省三，原名鹿效曾，曾化名孟哲、秋阳、季芳华、张守仁等。1930年入党，对革命竭尽忠诚。抗战初期，被反动分子杀害，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

1905年3月1日，鹿省三出生于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西牛泉村一个中农家庭。鹿省三不满8岁，父亲就把他送进了私塾。但鹿省三对塾师逼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非常反感。入塾不久，他就开始“逃学”，父亲无奈，只好将他送入“洋学堂”。

入校后，鹿省三认真听讲，刻苦钻研，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榜首。他特别酷爱语文课，三年级就能写上千字且抒发一定思想感情的文章。他极其喜欢听英雄人物的故事，岳飞、文天祥、武松等，都是他十分敬佩的英雄。他乐于助人，经常约家庭贫困的同学到家中吃饭。他尤为讨厌那些仗势欺人的恶少，每逢遇到富家子弟欺负穷孩子，他总是挺身而出，扶弱抑强，打抱不平。因而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穷家子弟。

鹿省三幼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代。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土豪劣绅鱼肉乡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8年春，牛泉小学停办，鹿省三被迫辍学。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业，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坚持学完小学课程后，又自学了高小的全部课程。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攻克济南，推翻了军阀张宗昌，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国民党莱芜县政府也应运而生。不久，县政府举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鹿省三又考入了该训练班。受训期间，他参加了进步师生组织的抵制日货、宣传妇女放足等反帝反封建活动。他还在村里组织青年掀了寺庙里的神像。在训练班里，他还结识了一些对时局颇有见地的老师和同学，通过他们，鹿省三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开始为中国的命运前途冥思苦索。

1929年初，鹿省三从训练班结业，回本村小学任教。他精力充沛，思想开明，教书过程中注重育人。他常带领学生越野游春、登高望远，给他们讲祖国的大好河山、讲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讲抵制日货、讲耻辱的二十一条、讲亡国奴的惨痛……他以忧时伤事的情感，结合本村实际，给学生讲解“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等诗句，反复解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借以培养少年学子们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虽然身处乡村草舍，但鹿省三却“位卑未敢忘国忧”，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9年秋，鹿省三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入校后，他主动接近那些思想进步的师生，平生第一次听人谈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以及苏区红军的活动情况。从此，党的伟大形象便深深根植在了他的心目中。在那些进步师生的影响下，鹿省三阅读了高尔基和鲁迅的小说，以及《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著作。通过读这些书籍，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就象一团烈火，带着冲天的热情，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经过党的进一步教育和培养，鹿省三于1930年初由张子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鹿省三入党不久，即被选为支部成员(该支部由正谊中学和济南乡师两校组成)。他以此为契机，学习更加努力，工作更加积极。他利用和同学闲谈的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以及学校“奴化教育”、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实质。他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历数了国民党欺压人民、贪赃枉法的如山罪证，并婉转而巧妙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30年3月，学校党组织乘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权”之机，先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群众性组织。他们以此作掩护，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这年清明节前后，济南多所学校组织师生到马鞍山踏青赏景。鹿省三得知正谊中学也要去观景的消息后，便与程铭汉等同学连夜赶印了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传单，分给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带着。清明节这天，恰巧刮起了大风。同学们爬上悬崖峭壁，将传单顺风势撒出去，传单像雪片一样，满山满峪地随风飘扬，上万群众抢阅传单。散发传单的事件，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省党部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虽然觉察到正谊中学有共产党员的存在，但却始终没有找到印撒传单的组织者。

由于鹿省三正义在身，活动频繁，所以向他靠拢的同学越来越多，慢慢引起了敌人对他的注意。反动的学校当局，把他视为“赤化分子”、“危险人物”。党组织为了不使他过早地暴露，出于保护的目的，即让他以家庭经济拮据为由暂时休学，并化名孟哲，到济南一家医院当临时卫生员，以便和学校党组织随时保持联系，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不久，医院也对他产生了怀疑，并辞退了他。

1930年夏，鹿省三回到了老家牛泉村。起先，并未对父亲吐露真情，只是说近来课业多，经常头痛，是老师让他回来休息一段时间的。后来他才慢慢说出实情，并取得了老人的谅解。

鹿省三在家里白天帮父亲干农活，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和乡亲们促膝谈心：谈社会的贫富差异，谈地主老财坐享其成；谈穷人翻身要靠斗争……，借以启发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是年秋，他先是鼓动在邻村短工市上出卖劳力的贫苦农民，提高工价，接着又发动本村雇工，有意怠工，迫使地主增加工资。并组织了一群青年人，在地主的地里埋上石头，待其耕地时折断犁铧，借破坏地主的农具为民出气。他还利用与大地主鹿德舆的斗争提高自己的威望。鹿德舆是村里有名的大地主，为了防匪防盗，将自己的宅院修起了高高的围墙。并依仗权势，圈进了一户穷苦邻居的房舍。鹿省三一方面在村里大造鹿德舆欺压良民的舆论，一方面全力支持这一穷苦农户据理斗争，提高房价。鹿德舆无理可讲，只好用另一处房子，并搭配部分土地，与邻居交换。通过这场斗争，鹿省三不但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而且鼓舞了乡亲们的斗志，使他们明白：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1931年初，国民党左派储步程担任了正谊中学校长，因他思想进步，故深得同学们的爱戴。鹿省三得知这一情况后，迫不及待地回到济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恢复了学籍。离家之前，父亲苦苦叮嘱他，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虽然鹿省三当着父亲的面连连点头应着，但他深知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一心读书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在储校长的领导下，正谊中学呈现出了一片良好局面，师生思想活跃，追求民主。但国民党当局对此无法忍受，便在三四月间由省教育厅下令，调走储校长。消息传出，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在鹿省三等人的带领下，到省教育厅抗议、示威，挽留储校长，最后迫使教育厅收回了成命。事过不久，教育厅还是突然调走了储步程，并随即调来了以杨鹏(任校长)为首的8名国民党右派分子。他们企图以此加强对学生的特务侦察，限制学生的社会活动。学校党组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团员一律搬出学校分散居住，以躲避敌人的侦察；机动灵活地干扰训育主任用来训话的“朝会”，使之训话不成；扔砖头驱赶偷听学生“集会”的“门外狗”……同学们虽然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斗争，但敌人的气焰依然十分嚣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5月份的一天早晨，全校来了个“总爆发”。同学们包围了校长室，高呼“杨鹏赶快离开正谊中学!”等口号，声势越来越大，杨鹏之流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甘心失败，又派特务分子吕季智担任正谊中学训育主任，强力推行所谓“党化教育”，贩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反人民的货色。吕季智既反动又狡猾。他借口防止“不法宣传”，严格审查各科教材，提倡所谓“读书救国”，并历行考试制度，妄想以沉重的课业负担，来束缚学生的思想。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校学生和部分教师的极大愤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鹿省三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直至举行全校总罢课，把吕季智搞得狼狈不堪，国民党政府只好又将他调走。

1931年下半年，正谊中学党支部成立。10月，鹿省三担任支部书记。为了扩大党的影响，鹿省三经常带领同学们晚上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他们从学校一直贴到省政府门口，经常把传单塞进警察岗楼。有时学校关了门，他们就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过夜。

虽说行动是在晚上秘密进行，但危险却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一个初冬之夜，正当鹿省三悄悄地在校园里张贴标语时，突然四五只手电的光束一齐向他射来，在这紧急关头，他迅捷地跃出学校院墙，一口气跑到了大明湖畔。看到敌人紧追不舍，他不顾寒冷跳进湖里躲藏在了芦苇丛中。敌人反复搜索了数遍，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便骂咧咧地扫兴而归。敌人走后，鹿省三从刺骨的湖水里爬上岸来，他挣扎着走到一个同学家中，为保密起见，他隐匿实情，只说是在湖边散步不慎掉下了水。这次，鹿省三虽然没有被敌人抓住，但当局怀疑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只是缺乏确凿证据，无法奈何于他罢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白山黑水瞬时沦落在日寇铁蹄之下。有志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各地学校、社会团体纷纷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鹿省三与程铭汉等同学遵照山东省委的指示，在正谊中学积极组织赴南京请愿队伍。虽然遭到了校长徐伯璞的阻挠与压制，但他们以“要做中华好儿男”的强烈爱国热忱，争取到了大多数的同学，终于把请愿队伍组织了起来。鹿省三、程铭汉等人，被选为正谊中学学生请愿团负责人。鹿省三还被推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主席团成员。

1931年12月5日，当各校学生汇集车站时，车站拒不开车。学生怒不可遏，当即占领了车站，并宣布三条纪律：①绝不退出车站；②设法交涉车辆；③组织演讲队，进行广泛宣传，争取各界支持。当天晚上风雨交加，虽然大家露宿站台，却依然斗志昂扬。韩复榘派手枪旅到车站“维持秩序”，同学们也毫无惧色。市区的学生家长前来探视，各学校校长也来劝学生返校，但仍无一人动摇。同学们以血肉之躯，躺卧在冰冷的铁轨上，切断了南北交通。8日，韩复榘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便答应了学生南下请愿的要求。同学们群情激昂，高呼着口号，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在蚌埠车站，他们又识破了敌人妄图收买和瓦解学生队伍的阴谋，顺利到达南京，住进了中央大学。12日，他们涌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但蒋介石毫无抗战诚意，只是对学生敷衍应付了一番，因而更加激怒了请愿的学生。15日，济南学生在鹿省三等人的带领下，将“请愿团”袖章换成“示威团”袖章，参加了全国学联组织的反对国民党与日本秘密谈判的示威游行。鹿省三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团成员。17日，学生游行示威结束后，鹿省三带领同学们回到中央大学，他们脚跟尚未站稳，即听说北平和上海的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发生了械斗。鹿省三急中生智，打开了中央大学的体育器械库，同学们拿起标枪、铁饼、铅球、哑铃等，冲出学校去和反动军警拼命，以声援北平和上海的学生。不料，秦淮河桥头上的爱国学生已遭到血腥镇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珍珠桥惨案”。

正当此时，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到达南京。他以慰问为名，行拉拢之实。他刚进学生住所，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鹿省三代表同学们向他提出了返校的三个条件：①学生来往路费由学校报支；②不能压制学生的爱国行为；③不能以此迫害或开除学生。老奸巨猾的徐伯璞满口答应。18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重兵包围了中央大学，勒令学生离开南京。济南学生在武力押解下，于溥口车站乘车返济。

在请愿学生返济之前，韩复榘即下令学校提前放寒假，并责令所有旅馆、饭店一律不准留学生住宿。学生回济后，因无处落脚，绝大多数都离开请愿队伍返回了家乡。国民党政府和学校当局乘学生力量分散之机，加紧了对学生的瓦解行动。正谊中学校长直接勾结反动军警，对学生进行迫害。鹿省三见徐伯璞不履行诺言，内心无比气愤。

1932年春，学校开课后，在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周会上，鹿省三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指着徐伯璞的鼻子，骂他背信弃义，只顾升官发财，不顾国家安危。义愤填膺的学生纷纷站出，将徐伯璞痛骂一顿。由于叛徒告密，学生遭到了镇压。鹿省三被开除学籍，后被列入被通缉名单。

(三)

鹿省三虽然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依然活跃在济南、莱芜两地。他曾多次去正谊中学黄台分校，出色地完成了党分配的任务。回到莱芜，他到处探听党组织的消息，多次到鹁鸽楼村打听“风声”。后来，通过民主人士亓聘如，终于和莱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接上了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他起到了省委与莱芜特支联络员的作用。1932年六七月间的一个雨日，省委派他给莱芜特支传达口头指示。他从泰安下了火车后，便冒着大雨拼命赶路。到达汶河畔时，河水正在暴涨，岸上的群众劝他不要过河。但重任在肩的鹿省三，还是毫不迟疑地冒着生命危险下了水。他在汹涌的浪涛中时上时下，湍急的水流冲得他身不由己，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与洪水作着殊死的搏斗，最后他抓住了一根垂柳枝，才挣扎着爬上岸。就这样，他把上级的指示及时传达给了莱芜特支书记刘仲莹。

鹿省三回乡以后，父亲总以为他是“不正干”才被学校开除的，因而处处对他严加控制。他盼望儿子“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愿望，再也不敢想了，而是反复对儿子讲：“还是老实干活吧!”但这哪里是鹿省三心中所想呢?！1932年，中共莱芜县委成立后，鹿省三成为首届县委成员。县委为了迅速发展党组织，给每个党员规定了两项基本任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想尽一切办法，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鹿省三为完成任务，瞒着家人夜间外出活动，往往一宿要跑几十里路，第二天一大早还要下地干活。就这样，他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基本群众，通过谈心，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从中发展10余名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3年春，鹿省三担任省委巡视员的职务。他经常到博兴、淄川、博山、益都、寿光、昌潍等地检查指导工作。博兴暴动失败后，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深入工人群众，联系、发展党员，很快恢复和重建了党组织。

是年秋，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敌人的破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鹿省三为寻找上级党组织赶到北平，住在李阁老胡同一座公寓里。为谨慎起见，同时在大同中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开辟了3个隐蔽点。他在同学、同乡的帮助下，以电车工人的身份作掩护，四处寻找党的关系。他通过原在正谊中学教书的赵图南找到了党的关系。不久，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开始大肆破坏我党组织。11月，鹿省三在北平动员一部分进步学生，准备辗转上海到苏区去。但到达上海后，因种种原因，他们未能进入苏区。

由于长期在外活动，鹿省三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筹集经费，完成党分配的任务，他费尽心思。开始用“骗”的方式向家里要钱。一次，他要钱说买布做衣服，可是钱拿走后，很长时间没买回布来，当家人问他时，他说还没碰上合适的布。其实，钱早就花光了。二是理直气壮的和家里要，不给就去卖东西。如他去北平之前，向父亲要钱，父亲不理他，他就牵走了一匹骡子。其父无奈，只好叫人带上20块大洋，撵到鲁西河口将骡子换回来。三是和乡里、亲戚借钱。他父亲知道了，就到处一面还账，一面嘱咐不要再借给他钱。后来，这些办法都不奏效了，他就折腾着和父亲分家。分开家后，他一次就将土地卖了一半。为此，乡亲们都喊他“鹿疯子”。后来，他又回家卖地，父亲索性将土地收回去了。

鹿省三原本手头就很拮据，还要去接济一些在外地隐蔽的党员，所以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困难。腊月天还穿着单裤子，有时整天饿着肚子。他从北平到上海后，举目无亲，只好沿街乞讨。有时走巷道、串里弄，卖蝈蝈赚几个钱买饭吃。他回家无钱买车票，就偷坐火车，被检票员轰下来，只好徒步行走，鞋子磨破了，就赤着脚走，辗转回到莱芜。

由于鹿省三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其政治身份早已暴露，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4年9月，敌人探知他刚回到家，便立刻派人前去围捕。幸亏他事先得到消息，及时躲到亲戚家，才躲过一劫。1935年10月，中共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叛变后，县委遭到破坏，先后有多名党员被捕入狱，鹿省三也险些落入敌网。一天，“捕共队”开进了牛泉，鹿省三知道后即刻离开了家。不料，出门便在胡同里碰上了“捕共队”，领头的问他：“鹿效曾在家吗?”鹿省三沉着机智地回答：“在家，我这不刚从他家出来!”敌人一窝蜂似地拥进他的家门，折腾了一阵后，一无所获。那个领头的突然意识到胡同里碰见的就是他，便马上出门追赶，但鹿省三早已无影无踪了。

自1933年以来，由于省委连遭破坏，各地党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为了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活动，1935年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到莱芜，与刘仲莹、鹿省三等人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部长。“省工委”代行省委职责，指导各地开展党的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任山东省委书记，鹿省三和刘仲莹先后到济南，向黎玉汇报了“省工委”和莱芜县委的工作。6月，鉴于鹿省三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继续再在莱芜工作，省委派他到淄博、寿光、益都等地做筹建鲁东工委的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省委给他配备了一辆破脚踏车。鹿省三骑着这辆车子，积极在鲁东各地进行活动。由于经费紧张，他也不时回莱芜，设法和家中要点钱。8月初，他回到莱芜后，首先找到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的刘舜卿，共同商讨了如何恢复莱芜党组织的问题，并设法联系到不少失掉关系的党员，有力地配合了莱芜县委的工作。

(四)

1937年4月，鹿省三遵照省委的指示，化名季芳华，到昌邑北部做党的联络工作。他设法找到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研究如何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指导其积极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

5月，他又化名张守仁，到博山接收民先队员张敬涛等3人入党，并在6月初主持成立了中共博山特支。时值西安事变爆发不久，全国处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期，鹿省三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工作热情异常高涨。他先后在昌邑、潍县组织了“抗战剧团”、“歌咏队”、“新文字训练班”等抗日群众组织。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操劳，加之时常躲避敌人追捕，夜宿荒郊、居无定所，鹿省三的臂膀患了麻痹症。虽然他无暇顾及，但在博山特支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住进了博山宁康医院。几天后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悄悄出院继续进行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铁蹄很快踏进了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为了组织人民武装抗日，山东省委遵照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向全省人民发出号召，准备在全省各地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底，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浩，到博山主持成立了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辖临淄、博兴、益都、寿光等10余县)，鹿省三任书记，除抓全面工作外，侧重昌邑、潍县一带。11月，鹿省三和省委派来搞民先工作的薛绍庚，带着发动抗日武装的重任来到昌邑、潍县北部。他们先后在潍县北的牟家温庄、昌邑北的瓦城镇等地，连续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有关组织发动抗日武装的紧急指示。并组织昌邑、潍县党的骨干力量，具体筹划抗日武装起义。在此基础上，两县县委的负责人分赴各地，采取各种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的卑鄙行径，以及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号召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抗击日寇侵略，宁死不作亡国奴。

12月底，鹿省三在潍县北部华疃村召开昌(邑)潍(县)武装起义领导人会议，正式命名昌(邑)潍(县)起义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王培汉任支队长，鹿省三任政委。潍(县)北起义部队为七支队一大队，昌(邑)北起义部队为七支队二大队。会议决定于翌年1月27日，潍(县)北在蔡家栏子村，昌(邑)北在瓦城镇，同时集结起义。

1938年1月26日晚，起义人员分别在各自起义地点集结，27日宣告起义成功。两地共约400余人，50余枪。2月中旬，鹿省三率潍(县)北起义部队到达昌(邑)北瓦城镇，与昌(邑)北起义部队汇合。为了部队长远发展，他召集分队长以上干部研究后，当月下旬进驻柳疃。稍作休整即转移肖家营驻防。这一带民间枪支较多，部队在这里有了较大发展。

3月3日，鹿省三率部队包围李家扶宁村的地主武装，由于轻信地主可以通过谈判交出枪支的许诺，遭到日伪军的袭击，部队损失较重。只有30多人随支队部转移到火道村，其余大部分人员连夜过潍河，撤到潍(县)北去了。

鹿省三在火道村隐蔽几天后，待情况稍有缓和，便派人到潍(县)北集合失散部队，自己到寿光与八支队联系。鹿省三在八支队驻地——寿光县傅家庄召开鲁东工委会议，他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鲁东大部城镇已沦落敌手，敌伪在昌邑、潍县一带增兵布点，七支队迭遭袭击，损失较重；日伪虽未在寿光安设据点常驻，八支队暂时发展比较顺利，但这驻地民间枪支较少，继续扩充武装非常困难。为进一步壮大力量，七、八支队必须协同作战。根据鹿省三的正确分析，工委决定：八支队东进昌邑、潍县，与七支队会师。

工委的决策，得到了八支队支队长马保三等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拥护。3月中旬，部队从寿光城东的傅家庄出发，经潍县高里、固堤一带向昌邑北进军。3月26日，在昌邑北瓦城镇与七支队胜利会师，并整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鹿省三兼任政委，马保三任指挥。部队共3500余人(七支队1000余人，八支队2500余人)，钢枪1200余支。整编后，七、八支队仍保留原建制和番号，分别由张鸿礼、王云生任支队长。

日寇侵占昌邑县城后，一面拼凑日伪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一面纠集兵力，进占昌(邑)北重镇柳疃。他们修工事，挖战壕，抓丁、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扩大我党抗日救国的影响，指挥部决定，拔除柳疃敌据点。

4月2日拂晓前，七支队一、三两个大队首先发起进攻，但由于对敌情掌握不准确，遭到敌人猛烈的火力阻击，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锻练了部队的实战能力，开创了鲁东地区我军进击敌据点的先例，博得了群众的普遍赞扬。

柳疃战斗之后，工委召开会议，研究部队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胶东各地尚未被日寇侵占，但国民党政府已基本垮台。工委认为，部队应开进胶东山区，与胶东游击队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4月4日，指挥部在龙池村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由鹿省三代表工委传达关于部队进驻胶东的意见，但遭到张鸿礼等人的反对。他们主张八支队回寿光，七支队留在昌邑、潍县一带，子弟兵应留守故土，保家卫国。会议期间，张鸿礼还把不应参加会议的亲信金炎找来，让他在会上大肆攻击工委，坚持分裂活动。他们的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鹿省三当即决定不再进行讨论，以免延误时机，部队要迅速东进。第二天，部队即进驻潮海、下营一带。为防止张鸿礼将部队拉走，指挥部首先命令七支队全部过潍河，并安排八支队两个大队予以监视。

大部队过潍河后，留有20多人在昌邑瓦城做地方工作，鹿省三也在其中。4月6日，他召集两县留守人员开会，成立昌(邑)潍(县)七、八支队办事处。

4月7日上午10时许，金炎气势汹汹地从潮海骑马返回瓦城，在镇公所孙膑庙内找到鹿省三。一见面，便向鹿省三要钱。鹿省三说：“干革命，两个肩膀扛着个头，哪来的钱?”金炎高声大嚷，鹿省三怕影响其他同志，连忙拉他出去，刚走出庙门，凶残的金炎便向鹿省三连开数枪。中弹后的鹿省三倒在了血泊中，不幸遇难，年仅33岁。

鹿省三惨遭杀害后，部队指战员与地方民众悲愤交加，很快处决了杀人凶手张鸿礼和金炎，并为鹿省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