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莹，原名刘盛玉，曾化名李济安、范明生，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鹁鸽楼村人。1911年农历二月十六日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后举家迁至口镇。

刘仲莹6岁上学，12岁考取莱芜县立中学，14岁赴学就读。毕业后于1929年初到县农会工作。同年秋考入济南省立高中，翌年秋到上海，于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刘仲莹奉命回莱芜开展建党工作，他是第一任中共莱芜县委书记。

愤世疾俗的学生时代

刘仲莹的父亲刘永仁是个颇有正义感的生意人，他厌恶那些为富不仁之辈，一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曾被推举为口镇寨主。父亲的所作所为，给刘仲莹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刘仲莹在小学即将毕业时，偕同比他年长3岁的哥哥报考莱芜县立中学，结果其兄落榜，刘仲莹则名列榜首。但家人念他年幼，生活难以自理，即与学校打好招呼，暂不赴学就读。父亲对刘仲莹说：“等明年你哥哥考上，到时候我给你们立个馍馍折子，你们兄弟二人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料，刘仲莹的哥哥于翌年春夭折，刘家就只剩刘仲莹一根独苗了。刘家在口镇住着深宅大院，开着“钱庄”，老家鹁鸽楼有土地40多亩，日子红火，堪称富有。因其哥哥的不幸夭折，便使其父将进一步致富发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刘仲莹身上，故决定不再让他外出读书，而留在家中学做生意。但刘仲莹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对父亲的叮嘱、劝说不以为然，父亲逼他进店学生意，他逃出商店，跑回了老家鹁鸽楼，以示对父亲的抗议。母亲看强不过他，也只好为他求情。此时他又托亲戚出面，终于说服了父亲。

1925年秋后，刘仲莹高高兴兴地负笈到县中就读。入校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此时，国民党还喊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等歌曲。这使刘仲莹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当他目睹当权者的丑恶面孔和社会的极端不公后，很快便发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初步认识到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为了团结更广泛的进步力量，他和好友徐干晨、毕指南等人组成了学生联合会，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抵制日货、掀神像、宣传妇女放足和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活动。他一时成了组织、开展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和国民党进步人士王某发动组建机关工友联合会。在工联成立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工友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只有联合起来，咱们的话才有人听。国民党讲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在哪里?比如你们每月只有8块钱的工资，还要扣1块钱的制服费，当官的拿钱多……。人家吃咱看着，人家坐着咱站着，怎么谈得上平等呢?拆庙掀神固然是好事，但压在我们头上的不光是神，更残忍的是人……口头上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道院的劣绅不是赶走后又回来了吗?事实告诉我们，靠贪官污吏打不倒贪官污吏，靠土豪劣绅打不倒土豪劣绅!工友们，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有咱们的出头之日！”刘仲莹一席微言大义的讲话，给了工友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此，刘仲莹经常到县党部石印局印“传单”、“讲义”、“告全县同学书”等，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8年秋，刘仲莹从县中学毕业。由于他在校领导过学生运动，表现出了一身凛然正气，因此在社会上威信很高。1929年初，被选拔到县农会，与孙启明、王其人等同志一起工作，这年他才18岁。在县农会，刘仲莹除了积极阅读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之外，还想方设法读了《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等书，并悉心钻研农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提出了“农民的希望寄托于农会，农会的工作要依靠学生和工友们的配合，三者必须联合起来”等主张。这些精辟的见解，对农会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但时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刘仲莹的心。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血流漂杵的“四一二”大屠杀。血的事实，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充当新军阀的丑恶面目。

1929年秋，刘仲莹毅然离开县农会，怀着求索革命真理的热切愿望，考取了济南省立高中。时值左翼作家胡也频在该校执教，入校不久，师生一拍即合，成为忘年之交。刘仲莹在胡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初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理想。期间，当他见到王其人的时候，高兴地对他说：“我终于找到了当今的韩荆州！”1930年5月3日，胡也频因在纪念“济南惨案”两周年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抨击时弊，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缉捕名单，不得不离开济南去上海。刘仲莹为追随胡老师，不久也到了上海。

呕心沥血开展建党工作

刘仲莹到达上海以后，先是在复旦大学当旁听生。1930年底，由胡也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放弃学业，被分配到闸北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党组织派他回山东莱芜开展党的工作。

刘仲莹回到莱芜，先是在口镇、鹁鸽楼等地积极进行活动。后又到县农会、县师范讲习所等处，在工人和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发动：他批判蒋介石背叛革命充当新军阀的丑恶行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我党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反复阐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极大地鼓舞了具有革命热情的工人和学生。至1931年底，发展党员5名，并建立了中共莱芜特支，刘仲莹任特支书记。此后，他们又积极慎重地扩大党员发展对象的范围。到翌年秋，全县已发展党员近百名。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于1932年下半年在云台山和尚洞成立了中共莱芜县委，刘仲莹当选为县委书记。

中共莱芜县委成立后，为进一步开展建党工作，刘仲莹和县委其他同志研究制定了发展党员的范围：即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先进青年和小知识分子。同时规定了四条隐蔽原则：

(1)发展对象由专人负责，不得多头；

(2)个别教育培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

(3)介绍人不得过早暴露真实身份，以免培养不成熟泄露党的秘密；

(4)与发展对象不得频繁接触，以免引起第三者怀疑。

他们以此为方针，先后在一区的东关、南关、孟花园、任家洼，二区的口镇、景家镇、王家楼、藕池、毛家圈，三区的牛泉、西上庄、降寇，十区的三官庙、柳行沟、刘封邱、圣井、鲁西、丰登官庄等村建立了党组织，并很快成燎原之势，莱芜党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为适应党组织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33年刘仲莹组织建立党的4个分区委，这就是以鹁鸽楼、牛泉、西上庄为中心的第一分区委，以城南任家洼为中心的第二分区委，以鲁西为中心的第三分区委，以口镇为中心的第四分区委。同时，在县农会成立特别支部，在县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春，中共莱芜县委在县农会召开了第二次县委会。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在白色恐怖下，确保党组织的安全，并继续稳妥地发展党员，以积蓄壮大党的力量等问题。会后，刘仲莹为落实会议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开办文成书局。当时，莱芜县委的活动中心——县农会已被国民党县党部察觉，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予以取缔，于是就采取了少拨经费的手段进行限制。为防万一，刘仲莹发动大家捐款，于1933年8月开办了文成书局。1934年2月，书局在鲁西设店营业，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点。

(二)安插党员。想方设法对所有党员进行精心安插，有的任小学教员，有的在县农会工作，有的在其他群众组织中任职，使大家均有合法的社会职业作掩护。

(三)设立异地隐蔽点。为了防止不测“风云”对党的破坏，刘仲莹发动县委成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异地隐蔽点。派毕指南到大连通过亓立庚，设立大连隐蔽点；又通过其他途径，设立山西绛县、青岛等隐蔽点。

(四)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县委于1933年7月创办了不定期的县委机关报——《战斗》，由刘仲莹任总编辑，油印出版。《战斗》的创刊发行，有力地配合了县委对党员进行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性教育”和“气节教育”。

正当莱芜党组织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的时候，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莱芜党组织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多次遭到敌人的摧残。1933年秋季的一天，国民党反动派以共产党员之间的信件为线索，到鹁鸽楼小学逮捕共产党员窦光宇。此时，刘仲莹正在学校与几位同志研究工作。敌人突然包围了学校，刘仲莹机智地佯作去找村长，回家换了衣服，扛起锄头直奔山岗而去。其他党员也相继脱险，敌人一无所获。刘仲莹跑进山里，把一个坍塌的堰壑垒上几块石头，上面盖些柴草，将身子蜷缩在里面，以观察敌人的动静。夜间他走出山峪，到外村一亲戚家想找点吃的，但却遭到冷遇，刘仲莹忍饥挨饿拔腿离去，历经转折终于找到了其他同志。

1934年4月，刘仲莹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为了筹集经费，他不顾家人的阻拦，卖掉了2亩土地。到达上海后，他有时住在简陋的小店，有时露宿于街头。为了尽快找到党组织，他想方设法：或是利用旧有的关系，询师访友；或是进工厂、去码头，与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以察觉党的踪影。他就像一个迷失了归途、寻找母亲的孩子，在马路、里弄间惆怅、徘徊，但却始终没有找到党。

1935年10月，代理中共莱芜县委书记的刘伯戈，伙同县委委员周茂森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自首叛变，出卖了莱芜党组织。他们与大叛徒宋鸣时组成捕共队，到莱芜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其主要目标便是刘仲莹。农历十月初二晚，叛徒刘伯戈亲自带领捕共队直扑鹁鸽楼村。这天晚上，刘仲莹正和几名同志研究工作，听到狗咬声，他马上预感到情况不妙。担任警戒的张美玲机警地端起簸箕走出大门，侧耳一听，敌人已乱糟糟地进了村子。她立即返回报信，刘仲莹即刻指挥同志们分散隐蔽，然后自己在夜幕的掩护下，翻墙越院离开村子，一口气跑进了云台山上的狼毛子洞中。

敌人扑空后，恼羞成怒，立即派便衣特务将村子和附近山岭监视起来。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家人无法上山送饭，刘仲莹也不能走动，整整被围困了7天7夜。敌人撤走后，张永全以放羊为掩护到山上给他送饭时，刘仲莹已经转移了，只见洞口留下了许多野菜根。

敌人为了捕捉刘仲莹，便在他经常活动的地方安插了密探和特务。他们以测字算卦、小商小贩为幌子，四处探听刘仲莹的下落，并经常在夜间出动进行搜捕。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刘仲莹仍然不顾自身安危，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他安排其他县委成员到外地隐蔽，而自己却就地坚持斗争。他昼伏夜出，联系到了所有能够坚持开展活动的支部和党员。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接济隐蔽在外地和外地到莱芜隐蔽的同志，他毁家纾难，变卖了口镇的所有房产，全家被迫搬回了老家鹁鸽楼。至此，他的家境每况愈下，往往是饔飧不继，并日而食。但刘仲莹早已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他日夜为党的工作倥偬不辍，用他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塑造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形象。

建立外围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县委成立以后，在积极发展各级组织的同时，刘仲莹也非常注重建立群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以最大范围地团结全县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先后成立了共青团、铁工会、手工业工会、贫民团、反帝大同盟、妇女会、读书会等群众团体。通过这些群众性的组织，最广泛地将青年学生、手工业者、贫苦农民以及各阶层人士团结在了党的周围，增强了革命力量。

1932年，党组织利用共青团，在县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同学们不满学校当权者的专横跋扈，以要求改革教学的名义喊出了“打倒统治者”的口号。并涌向县政府请愿，要求撤换校长。他们戳穿政府的花招，赶走了妄想扑灭学生运动的教育局局长周定一，吓跑了那些不称职的教员。1935年春，在共青团和学生会的领导下，又赶走了校长牛某。在历次的学生运动中，县委和刘仲莹都及时给予了指导。

特别是县委通过对旧农会的改造，掌握各级农会的领导权，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32年冬，刘仲莹安排毕指南、吴建章等县委有关人员，组织全县农会会员，选举60名代表，向国民党县党部请愿，迫使当局撤销了吕志轩的县农会干事长的职务。同时，将县农会改为县农民协会，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将孙启明、毕指南、吴建章等人选入县农民协会干事会，孙启明任干事长。我党掌握了县农协的领导权后，即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在较短的时间里，先后成立了80余处乡、村农会和1处区农会，发展会员4000余人。我党充分利用这一组织的力量，在农村普遍开展了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在夏、秋两季组织农民抢收地主的庄稼，破坏他们的农具及房屋等财产；鼓动长工要求提高工资。刘仲莹还安排鹿省三领导短工市的抗价斗争，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在这些斗争中，刘仲莹除出谋划策、对斗争及时进行指导外，还注意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后又通过进一步引导和教育，发展为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当时的县财政局局长毕华桥是个大贪污犯，他与栾仲久等劣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欺压群众，作恶多端，是全县的一大祸害。为除邪恶、平民愤，1933年春，县委发动了一场反对毕华桥的斗争。斗争中，刘仲莹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广大进步人士，首先发动张显庭向当局告发毕华桥，接着指令县农协干事长、县委成员孙启明出面，组织“莱芜县清理地方财政委员会”，由孙启明任主任委员。经过半年多的清算，毕华桥的贪污事实被揭露无遗，并将查实的结果铅印成册，分发到社会各阶层，造成毕华桥集团的极度恐慌。为挽回败局，他们玩弄花招托人从中调解，企图拿出5000元交公了案。党组织及时揭露他们的阴谋，并呈文敦促政府法办毕华桥。但当局对毕华桥一再袒护，索性将案件束之高阁。直至1935年秋，党组织又发动张显庭向省政府告毕，因毕华桥罪证如山，韩复榘不得不将毕押解军法处查办，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毕华桥被打倒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孙某到莱芜强行改革度量衡，推广新市秤。由于孙某事先不作任何宣传准备工作，致使群众抵触情绪很大。孙某为完成任务回省报功领赏，便派人到集市强行敛折旧秤，有的群众因此而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竟遭到无理关押，群众对此极为愤怒。为了反对政府的高压政策，打击孙某的恶劣行径，县委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控诉。孙某见事不妙，即托人说情，并自愿拿出500元钱赔偿群众损失后，群众的情绪方得以平稳。

以上几次对官府和显赫人物的斗争，是县委扩大斗争面的大胆尝试。在这些斗争中，刘仲莹起到了组织、指挥、协调的作用。通过这些斗争，显示了党的战斗力，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使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现实中，看到了希望。事后，刘仲莹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

(一)党在处于地下隐蔽时期的大规模斗争，必须以合法组织的面貌出现，在统治阶级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最终形成公开的合法斗争，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革命形式；

(二)必须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并使其服从于党的领导。在统战工作中必须分清哪些是依靠力量，哪些是争取的力量，以便合理运用斗争策略，控制斗争的各个环节；

(三)要充分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分化敌人，孤立主要斗争对象，以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四)党的组织必须以合法身份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推动斗争的深入发展，起到主心骨的作用。

改造利用旧政权尝试武装斗争

艰苦的地下斗争生活，使刘仲莹体会到了掌握政权和枪杆子的重要性。特别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更使他深刻认识到建立红色政权和开展武装斗争，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为此，他组织党员和广大群众，在夺取县农民协会领导权的同时，开展了撤换乡、镇长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掌握和控制了全县10个区政权中的8个:三区区长亓如为(后投靠国民党)；四区区长许萃年；五区区长刘硕人；六区区长段谨斋；七区区长张显庭；八区区长李菊轩；九区区长刘希章；十区区长倪汉章。这些人都是党的同情者，颇有正义感，在抗日战争时期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工作。此外，十区的武装联庄会，则完全控制在党的手里，其会长王鼎三(抗战胜利后投靠国民党)和文书亓立贞都是赞成党的主张的人士，助理员吴建章和团丁吴道源则是我党派进去的党员。这些人积极配合党的活动，大力支持革命斗争。特别是七区区长张显庭，是莱芜有名的绅士，在与毕华桥的斗争中，曾先后两次出面状告毕华桥，有力地掩护了党的力量。后来国民党察觉到他们的区政权有问题，即将10个区的区长调离，致使我党在此后开展的斗争中受到了很大损失。这使刘仲莹更加感受到掌握政权的必要性。

为了实施党的“隐蔽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地下斗争方针，在刘仲莹的倡导下，县委于1932年冬即着手凑钱购买武器。第一次购买手枪3支，发到县委主要成员手中。1933年宋鸣时叛变后，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为打击敌人、灭其淫威，县委又专门召开会议，号召党员捐款买枪、筹建武装小组。刘仲莹变卖家产带头捐款。在他的带动下，一次便购买手枪和电光枪40余支，匕首多把。后来刘仲莹又让东关一个铁匠为同志们造匕首若干把。至此，基本上达到党员人手一件武器。手中有了武器，改变了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地方反动势力也认识到共产党不再是任人宰割、毫无反抗能力的羔羊，嚣张气焰大为收敛，党组织得到了发展。

为革命鞠躬尽瘁

1935年冬，刘仲莹与赵健民、鹿省三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仲莹被推选为工委书记。1936年秋，刘仲莹调鲁西特委工作，任党的专职巡视员。他先后化名李济安、范明生，活动在莘县、冠县一带，为恢复和新建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刘仲莹到任不久，即到冠县成立了中共冠县工作委员会。1936年冬，他又遵照省委的指示，将冠县工委改组为县委。1937年春，刘仲莹到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后，回冠县将县委改组为中心县委。同年夏，中共鲁西北特委成立，刘仲莹任特委书记。在特委成立大会上，刘仲莹介绍了西北特委所属各县党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高唐暴动的经验，传达了城市工运和学运的斗争情况，对到会人员启发、教育很大。

刘仲莹在鲁西北特委工作期间，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对敌斗争中，一贯机智敏锐；在工作中作风踏实，不辞劳苦，以吃苦为荣为快。由于他马列理论水平高，事事以党的利益为重，对同志们的错误总是毫不掩示地提出善意的批评，因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小棒槌”。在他的引导下，一批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由此被人们视为良师益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仲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他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上。就这样，他在日夜操劳下不幸积劳成疾，患了肝病。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要靠革命意志把病抗好!”后来他的病情日渐恶化，已经无法进食，组织上把他送回老家治疗。但他怕影响工作，几天后又返回了鲁西北。不久他形销骨立，病情急剧恶化，组织上把他送到济南齐鲁医院治疗，但终因病入膏肓无法挽救，不幸于1938年3月28日赍志而逝，年仅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