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佩之，原名田瑞璐，1903年出生于莱芜县铁车区上田庄（今钢城区里辛街道上田庄村）一个较为富裕家庭。父亲田继户，在当地行医，是颇有名望的人，家中兄弟五人，田瑞璐排行老三。那个时代，较为殷实的家庭大多从几个男孩中选出一个去读书，以期将来支撑门面，甚至光宗耀祖。田瑞璐无疑成为兄弟中幸运的一个，他天资聪慧，好学上进，曾就读于莱芜县县立高等小学。1918年春，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田瑞璐积极参加学校掀起的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风潮，深受爱国思想的教育。在校期间，恰逢范明枢始任校长，范明枢倡导“五四”新文化思想，宣传科学与民主，主张“兼容并全”，制定“真、善、美”三字校训，对田瑞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田瑞璐深受这种开放思想的启迪，一心向往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经刻苦学习，于1924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

一、四次学术论争：从启蒙到救亡

在北师大学习期间，先后参与了两次学术论争。

（一）“青年必读书”论争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向海内外名流学者征集“青年必读书十部”，主编孙伏园首先向鲁迅、周作人、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名家约稿。2月11日起，《京报副刊》上先后刊登了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四人推荐的青年必读书。此时，正在北师大读一年级的田瑞璐写了一篇题为《青年必读书与饱学爱读书》寄往《京报副刊》，在2月18日这一期上刊登了。在这篇文章里，田瑞璐针对四位学者推荐的书目表示不满，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青年必读书固是极难定，然而不能说是绝对无标准的，无论如何，青年必读书十部，总不要成为‘饱学’爱读书十部才好。前发表的这四个目录——胡适之选的、梁任公选的、周作人选的、李小峰选的——之中只有一本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经过两人选过，其余的竟是一人一色。青年必读书‘十部’现在已经成为青年必读书‘三十九部’了。照这样下去青年人仍无所适从，仍然弄得头脑无着……” 可以说，田瑞璐的质疑可谓切中要害，才刊登了四位名流学者推荐的青年必读书已“三十九部”了，待到所有的学者推荐完后，得有多少部青年必读书啊！这哪是青年们必读的书，分明是那些“饱学”们（ 名流学者）自己喜欢读的书。在文章最后，田瑞璐向《京报副刊》建议，刊登名流学者所选的书目时，一定要加评语和说明理由。孙伏园非常重视他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并以复信的形式刊登在《京报副刊》上。时隔仅3天，2月21日的《京报副刊》登出了鲁迅选的书目。在“青年必读书”栏目中，鲁迅出乎意料地交出了第一份“白卷”，却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里，则写上一大段话说明了交“白卷”的理由，其中包括后来那句很著名的又惊世骇俗的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 言’” 。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以鲁迅与遗老遗少们为中心的一场文化论争，将这次活动推向高潮。鲁迅交“白卷”，并说明了交“白卷”的理由，其中的原因固然与鲁迅的思想、思维方式有关，同时也不能排除受到以田瑞璐为代表的对“饱学”之士批评声音的影响。事实上，从2月11日至鲁迅的答卷发表，《京报副刊》依次发表了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马幼渔、江绍原、朱我农等九人所选的书目，期间就出现了李霁初、田瑞璐、朱大枏对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等所开书目的批评与不满；鲁迅不可能不注意到，不能不有所触动。实际上，对孙伏园由《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任主编，是鲁迅力主的，孙伏园发起的这次文化活动是他烧的一把火，鲁迅又怎能不关注？

反过来，鲁迅交“白卷”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和目的。他之所以说得那么惊世骇俗，那么绝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对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不合时宜的倡导，鲁迅认为这是一种误导，在时下灾难的中国，很容易在学界和青年中形成离开社会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的消极现象，却没想到引来了这么多的攻击与谩骂。作为学子的田瑞璐与作为思想导师的鲁迅在心灵上是有默契的，从田瑞璐以后的人生道路来看，他没有沉潜于书斋的故纸堆之中，远离时代的风雨，反而走在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从启蒙到救亡，为民族存亡与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关于《三字经》的论争

这场论争发生在1925年12月至次年1月间。1925年冬天，心理学家张耀翔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六百年来最有势力的小学教科书》，认为《三字经》很像一部 “儿童百科全书”，“从研究教育的眼光看来，中国最有研究价值的书哪有胜过《三字经》的。”进而得出结论：《三字经》是中国600年来最有势力的小学教科书。

北京师大二年级的学生田瑞璐撰写了一篇论文《〈六百年来最有势力的小学教科书〉书后》在《京报副刊》上发表，觉得他的老师的这篇文章：“十分细致，用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去研究。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是我们所需要的，诚然是一种善良的工具”，“只是内含的主张也许发生出不好的影响，怕有人真的舍了《平民千字课》，改用 《三字经》。”《平民千字课》是陶行知为平民大众包括儿童编写的启蒙教材，注重在识字中对国民的现代性启蒙教育，用科学启迪人们摆脱愚昧、无知，田瑞璐担心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思想尚未深入人心，提出这样的主张很容易被复古者利用，五四取得的成果很容易被复古的思潮所吞噬。田瑞璐觉得问题还在于“张先生虽是心理学家，然而这一次却没有看重儿童的心理，没有顾到儿童的兴趣。疏忽了教育的生活化，疏忽了六七岁的 ‘读书教育’是识字教育”。田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很多文化教育界的人士撰文表示支持田瑞璐的观点。如：一位化名“四河人”的学者写了一篇有关《三字经》的文章发表在《国民新报副刊》上，陈东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还读<三字经>么？》一文，都认为张先生提出的 “《三字经》像儿童百科全书”的概括表示不能赞同。这场论争持续到1926年1月，论争较为激烈，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最后，张耀翔先生在《晨报副刊》上登载《论三字经》一文，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绝不主张“小学读经运动”，也绝不是主张此后“小学应拿这本书当作课本”，这只是“愤激语”，同时希望能够激励教育界“为中国小学编出几本更好的教科书来。”通过这两次论争，张耀翔先生有一个发现和收获，那就是自己的学生田瑞璐，这位入校仅为一年多的年青学子，在学业上勤奋，在学术上善于思考，思想活跃，更为可贵的是身上有着敢于向权威挑战、坚持真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田瑞璐的家乡棋山一带匪患猖獗，民不聊生。1927年4月22日，匪首刘桂棠率5000余匪徒，占据棋山一带20余个村庄。村民扶老携幼上红山寨避匪。土匪攻进山寨，村民被惨杀400人左右、伤153人、掳走20人，场面惨不忍睹。这场灾难也波及到他的村子上田庄村和家庭。由于家庭遭际，经济来源断绝，无法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田佩之被迫中断学业，到东北谋生，先后在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半年后，回校补考完成学业。毕业后回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非常欣赏这位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不久安排年仅26岁的他任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校址在泰安）。这一时期，开始用名田佩之。在他任校长期间，田佩之聘他的老乡、曲师和北师大时期的校友吴伯箫任教务处主任（这时吴伯箫是北师大的学生，任职时间不长），相同人生轨迹的两人在泰山脚下胼手砥足，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耕耘着，留下了一段愉快合作的经历。50多年后的1981年，泰安一中语文教研组筹办《语文小报》，让吴伯箫题写报头，吴伯箫欣然允诺，并写了一封短信，刊登在创刊号上，内有一段文字充满深情回忆：“……20年代每年寒暑假，往返曲阜、北京总路过泰安。泰安三中田佩之同志任校长时，我曾担任过教务主任，留下的感情是深厚的。”根据这一线索，1984年在莱芜市教育局工作的张欣先生（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给田佩之写信，4月12日，田佩之写了回信，对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吴伯箫是我北师大同志也是同学。他那时尚未毕业，所以请他是临时的。三中学潮起后，他即回原校及就继续到毕业。在师大时就是好朋友很接近……”。之后田佩之曾任山东省教育督学室指导员、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小主任。在这一时期，田佩之结识了思想进步学生，来自潍县的大家闺秀丁秀菱女士，两人结为伉俪。

1931年秋，田佩之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研究生，1933年夏毕业。后应聘到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利用讲课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协助校内地下党开展工作。1934年夏，到北平任北平山东中学教务主任，并在民国大学、华北大学授课。1936年，应聘到民国大学教育系任教授、系主任，兼任《新文化月刊》编辑，并参加左联、救国会和新启蒙学会等进步组织。面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民族危亡，北平文化界在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黄松龄等发起下，于1936年1月27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田佩之作为重要的一员，对大会的宣传组织和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山东党史有关资料提到20世纪30年代山东学运中“对山东学生影响较大的进步教师有胡也频、范明枢、田佩之、田仲济、何其芳、李广田等，他们是指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这一时期，田佩之参加了两次论争，一是民众教育概念的论争，一是新启蒙思想的论争。

（三）民众教育概念的论争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兴起是五四以来科学民主思想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体现,政府、团体、教育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民众教育概念的论争也随之产生，时间范围大致在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前。国内主要派别有5个：以陶行知、陈礼江等为代表的“教育改造运动说”，以 李燕（李云亭）、高践四、傅葆琛等为代表的“全民教育说”， 以孟宪承等为代表的“失学青年成人教育说”，以田佩之、林宗林等为代表的“生产教育说”，以刘季洪等为代表的“三民主义教育说”。

应当说，以田佩之、林宗林等为代表的“生产教育说”有着较为鲜明的阶级观点和政治倾向性，这派论者从现实社会出发，认为“民众”就是俗话所说的“老百姓”，只有农民、工人等一般生产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民众，而他们是经济的来源、国家的命脉、文化的基础，认为民众教育就是劳动生产者的教育，主张民众教育应以民众自身的利益为客观的独立教育，是生产者自谋出路与解放的教育，决不是特殊阶级的代言者，更不是以民众为达到其他特殊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唯有如此才是民众需要的教育，才是民众接受的教育。在争论中，几乎所有的概念界定都有人提出异议。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改造说” 强烈批评当时教育的弊端，认为教育的目标应以谋大多数人的福利为鹄的，以教育的民众化作为努力的方向，因此以田佩之为代表的“生产教育说”和“教育改造说”之间的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彼此之间尚未有大的争论。而对“全民教育说”的观点，田佩之强烈反对，大加驳斥。因为“全民教育说”从教育即是生活和教育机会均等出发，认为民众教育面对的范围应是全体民众，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可以接受民众教育。为此田佩之撰写了《对于李云亭先生民众教育意义之探讨》一文提出批评：“这样的定义，一点也没有说出民众教育的特质来，试想民众教育如何能是这样无边的教育呢？照这样解释，民众教育可以不必专办，因为国家整个教育行政之和，即是民众教育之和，中央的教育部是全国的民众教育机关，教育厅是各省的民众教育机关，教育局是各县市的民众教育机关，这样的民众教育定义不但没有指出民众教育的特质，简直无形中取消了民众教育。”对于田佩之的诘问，李云亭也针锋相对，撰文《解释民众教育意义并答田佩之君》给予反击。从论争双方来看，表面上是在摆弄概念予以逻辑推理，各有其合理的成分，实则都暗含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念。而就田佩之的观点而论，是左翼思想和启蒙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些思想标志着田佩之思想的转化和发展，后来成为主流的教育意识形态，也是他自觉地走向民主革命的思想支撑。

（四）新启蒙思想的论争

1930年，新启蒙思想已见端倪，但到了1936年就造成了声势，形成了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在民族日益危机的背景上展开，既延续古今中西文化论争的脉络，又是在国难形势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在对五四的反思上，一方面肯定了五四启蒙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五四启蒙不够广泛、深入，没能触及大众，实现大众启蒙的思想。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田佩之深有体会，一直是他思考的重心和努力的方向，他深悟鲁迅提倡的在“行”不在“言”，奉行社会实践，他参与的几次论争，特别是对民众教育概念的论争，是他的大众启蒙思想的体现。从他的经历来看，大学期间，中断学业去教学，毕业后进乡师，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回到家乡在军队、地方从事抗日活动，以至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教育的掌门人，都在积极地从事民众教育，进行大众启蒙。

田佩之积极地投身于新启蒙运动中。1937年，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已出现了南北遥相呼应的形势，形成了在北平以组织工作为主、在上海以理论探讨为主两个中心。5月19日，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吴承仕教授会同张申府、程希孟、黄松龄、寂郁光、田佩之、张友渔、吴觉先、谭培桢九位教授为主体的五十多名教授，在“星期天文学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启蒙学会。5月21日，启蒙学会成立的消息在各大报刊登出后，引发了九位左翼教授和以杨立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之间的一场争论，成为新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事件。

5月25日，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华北日报》副刊刊登一篇短论《所谓新启蒙运动》，该文已超出学术范畴直指新启蒙运动的政治背景：“近来北平有一部分自称文化教育界所谓名流而实际上都是一伙额角头上没刻字的共产党徒，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名词虽颇动人，其实不过是共产党旧日外围工作的‘花样翻新’而已。”这段话绝非空穴来风，确实点出了实质。这九位教授中，吴承仕、黄松龄、张友渔、吴觉先是共产党员；张申府是早期的共产党员，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退党，但思想上仍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田佩之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与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济南的家里成了地下党从事活动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