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荆石，名玉珍，字荆石，莱芜市钢城区黄庄镇青冶行村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教务主任、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鲁中行署社会教育科科长等职。1943年11月牺牲，时年41岁。

(一)

杨荆石自幼聪慧好学，9岁进本村私塾读书。1916年从黄庄高等小学毕业，1921年于省立第二师范本科毕业，1922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1925年至1926年在东北军任职，曾任一二五旅九团中校团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因他思想倾向革命，引起了所在部队长官注意，他不得不化装成僧人出走，暂到亲友家隐居。

杨荆石自幼爱画画，虽说乡间无师可求，但他坚持奋发自学。1930年春，杨荆石考入上海新华美术专科学校，拜画师名流俞剑华为师，学习绘画艺术。此间，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与上海各界学生一起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和罢课斗争。在艺术上，他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累累硕果。俞先生亲题“造化在手”四字，给予勉励。他的《晴峦迭屋碧溪流》等画作，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他以“拓园”、“青冶居士”自居，创作了水墨画《舜耕遗迹》、《试看千山云起时》。1931年，杨荆石创作的国画《深林访友》，标志着他在创作道路上有了新突破。同年，经同学王绍洛介绍，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新兴木刻运动。

(二)

1931年底，杨荆石回到山东，经人介绍到青州第四师范任美术教员兼级部主任，1935年转入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任教。

乡师的师生对这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有着军人气质的国画教员很有好感，并逐渐接近靠拢，以至融洽相处。杨荆石也逐渐接受了共产党人的熏陶，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他发现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正是自己一生孜孜追求的崇高理想，因而更自觉地拿起画笔投入新的战斗。他的创作随之进入了丰收期，并于济南举办画展，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

同时，杨荆石逐步改掉自身在旧家庭、旧军队中养成的骄气、傲气，开始与工农结合，支持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采取思想控制和各种镇压手段，乡师的教务处、训育处常常以频繁的考试来压学生。学生不满，1936年暑假，全校发生了罢考事件。教务处、训育处借机鼓动教员罢教。杨荆石及时把学校当局的意图转告学生，学生们改变了策略，采用分别对待的办法，取得了校长和大多数教员的支持，乡师的学生运动日益深入。这年冬，杨荆石画了一幅墨竹图，表达了他宁折不弯的高贵品质。

1937年春天，乡师地下党组织派学生党员丁之夏、尤维武去延安党校学习，一时路费短缺。当时任党支部书记的高启云找杨荆石求援。杨荆石二话没说，立即资助20块银元。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不少学生提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乡师党支部、学生会便组织军训团，开展打靶、投弹等军事训练活动，并组织时事讨论会和演讲会，杨荆石与王绍洛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三)

济南失陷前夕，乡师与几处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于1937年11月撤往巨野。在这里，杨荆石碰到要到延安去的北平流亡学生金肇野。金肇野是共产党员，酷爱雕刻艺术，几年前，在新兴木刻运动中与杨荆石结识。杨荆石要携眷同往，金肇野权衡利弊，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战略方针，劝他回老家去，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金肇野说，青冶行村地处沂蒙山区，回老家发动民众抗战是大有可为的。杨荆石采纳了金肇野的建议，两人同时相约战场上见。临别，金肇野亲笔给挚友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员）写了一封信，把杨荆石的情况介绍给他。第二天，杨荆石便离校上了路，沿途所见国民党溃兵肆无忌惮地骚扰抢劫老百姓，使他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

回到家乡，共产党员董琰、刘其人，好友王绍洛，学生景晓村等相继登门，敞怀共叙抗日救亡事宜，杨荆石挥笔题赠至理名言，相互勉励，携手抗战。

杨荆石开始四处活动，开办民众夜校，教唱抗日歌曲，并随时随地作画宣传抗日。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乡邻、朋友纷纷参加革命。杨荆石一家有6口人带头参加革命，儿子杨守先是他的小通讯员、联络员，本家杨守仪、杨芬等26人先后参加革命。

杨荆石十分注重当地知名人士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他与妻子李敏到小上峪村联系刘子升参加抗战后，又与在旧军队中当过连长、颇有活动能力的房连三取得联系。适值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发动徂徕山起义，声势震动乡里。四支队派董琰、边裕鲲前往黄庄与杨荆石接上头，以期扩大抗日武装。杨荆石把刘子升、房连三介绍给他们，刘子升等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由秘密串联到公开发动，1938年3月12日在黄庄南小学组织100余人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起义后，杨荆石调到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

同年6月，山东省委调杨荆石去徐州搞统战工作。正值石友三率六十九军入鲁，进驻莱芜、蒙阴、新泰、沂水一带，并扩为第十军团。杨荆石便以鲁南抗敌工作团的名义，与耿光波、梁竹航一起到第十军团驻地莱芜郑王庄。他不但与张友渔等一起给石友三及高级军官宣讲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而且在政治部统一领导下，紧握画笔做好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敦促石友三以第十军团长和鲁南行政长官的名义，在新泰龙廷召开民主协商会议，达成以团结抗战、不搞摩擦为内容的“两项协议”和“三项君子协定”。又协助教导总队编写教材，大力开展民运工作。直到石友三反共前夕，杨荆石方撤出。在石友三北撤之时，十军团李兴唐旅300多人脱离部队，驻扎在松崮、左家旁峪一带，何去何从犹豫不决。杨荆石得息后，先后修书两封，派侄子杨兴员火速送往李部，对他们不愿追随石友三反共的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并用事实说明了只有投奔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后经上级同意，又亲自登门，陈述利害，竭力敦促李兴唐弃暗投明。李兴唐被深深地打动了，决心率部起义。杨荆石在左家旁峪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会后，该旅即开赴坦埠，编入八路军。

1939年，日军大“扫荡”前夕，国民党投降派蒙阴县县长郑小隐假惺惺地召开社会知名人士代表会，杨荆石应邀赴会。他力陈抗日主张，并问及在座的作何打算，郑小隐竟暗暗引逗翟临庄出来挑战。翟临庄是国民党蒙阴县党部书记，他狂妄地说：“我一家6口，7粒子弹。”郑小隐拍手称快，连说了几个“好”字。杨荆石怒火中烧，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揭穿了翟临庄、郑小隐之流假抗日真投降的阴谋，并指出了他们杀害抗日军民的罪恶行径。在事实面前，他们理屈词穷。第二天，郑小隐弃城潜逃，蒙阴城遂被日军占领。

(四)

1939年2月，王绍洛找到杨荆石，向他传达了黎玉的指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培养艺术人才，以利于当时的斗争，并邀请杨荆石出任教务主任，杨荆石欣然应允。

创建艺术学校，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杨荆石不畏艰难，与王绍洛一起，开动脑筋，四处奔波，聘请教员十余名。同时，又派人去济南购买教科书及必备的一些教学用品。艺校招生，一是从社会上招收；二是由部队选送。不足一月，就录取了近100名。1939年4月，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在沂水夏蔚成立。

不久，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接见杨荆石，共同探讨山东鲁艺的办学方针，并作了重要指示。临别，纷纷题写赠言。黎玉写道：用最精巧的点、线、音暴露出日寇汉奸的横暴，暴露出抗战中的逆流，描写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忠贞的事迹，提高全民族各部队抗战的情绪，直到我们的最后胜利。郭洪涛题道：革命的武器有多种，艺术是其中的一种，一幅生动的图画，胜过三千支毛瑟枪。张经武写道：集中我们艺术天才家的力量，运用到民族解放战争，不为艺术而艺术，要使艺术随着新的时代而向前发展。首长的指示，使杨荆石倍受鼓舞，他真正意识到了艺术的价值，进一步明确了办校宗旨。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分音乐、美术、戏剧三个系，杨荆石精心制定出教学与抗战紧密结合的方案，并与教员一起探讨，反复修改，共同实践，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在山东鲁艺迁到沂水麦坡的时候，由霍士廉介绍，杨荆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擅长做统战工作，党让他做一名“特别党员”。

1940年春，日军鲁南第一次大“扫荡”之后，山东鲁迅艺术学校与战地服务团合并，改为山东鲁迅宣传大队，杨荆石跟随部队转战于沂蒙山区，进一步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山东鲁迅艺术学校从创建到合并，不足一年，只办了一期，尽管短暂，却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学校合并后，杨荆石回到了八路军驻蒙阴办事处(即中共蒙阴县委)。遵照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指示，他与杨希文、耿光波一起，协助蒙阴县动委会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积极参与了蒙阴县民主政府的筹建工作。

(五)

1940年7月11日，蒙阴县参议院在梭庄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罢免了渎职殃民的县长郑小隐，另选杨荆石为县长，领导民众抗战。《大众日报》以《民主光辉突破阴霾一角》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蒙阴县参议会告全县民众书》。

蒙阴县民主政府刚刚成立，就在田庄北村召开了第一次区长会议，杨荆石部署了征粮、存粮和反对敌人秋季大“扫荡”的准备工作，积极主动地领导全县人民反“扫荡”、反“摩擦”。12月，反“扫荡”取得了胜利。县政府不失时机地成立了高都区、旧寨区和垛庄区，又将七区分为张庄、黄庄、寨子三个区，并及时配备干部，对新区加强领导。

1941年3月，正当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开展春季大生产的时候，投降派郑小隐将一部分农民诱骗出去，给日军干苦力。同时勾结汉奸陈三坎有计划地骚扰春耕，抢走种子，毁坏农具，贩卖、偷窃、抢掠耕牛。杨荆石带领全县人民组织各游击小组、自卫团、农救会，配合县大队和主力部队行动，每天在田野、公路、城镇附近站岗放哨，让群众抢耕抢种，武装保卫春耕。在摸透敌人的活动规律后，他带人捣毁了敌人诱骗农民的老巢。并绘制了一幅幅《贩丁图》、《抢牛图》，教育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保证了春耕生产的顺利开展，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

11月6日，杨荆石带领县府机关工作人员200人，在大崮山突破了日军的合围圈，行至坦埠以北，突然两架敌机扑来，疯狂地进行轰炸，一时队伍乱了，杨荆石的马也吓惊了。他立即抢占制高点，从容镇静地指挥同志们就地隐蔽，使敌机失去了轰炸目标。事后，杨荆石果断地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当各小组陆续到达预定集合地点——黄庄区通香峪时，全体工作人员除几名轻伤外，别无损失。杨荆石清点完队伍，高兴地拾起脚边的石灰块，在墙上画了一幅《野驴陷蹄图》，向大家解释说：“太阳落山了，走在前头陷得最深的这头老叫驴就是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蒙山沂水到处是泥潭，他的5万野驴都将陷蹄，总有一天我们要用驴肉来犒赏三军!”说得同志们开心地笑了。

接着，杨荆石把部队拉到高湖区，主动出击。一天夜里，他组织几百人深入敌占区割电线、拆桥梁、扒公路，冒着隆冬严寒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当完成预定计划返回驻地时，汗水湿透的棉衣已结冰，他却风趣地说：“扒一尺公路，等于打死一个鬼子!”

在与日军兜圈子的日子里，杨荆石经常挽起袖子烧火做饭，烟熏火燎，呛得只流眼泪，锅里的水烧开了，筹集员带回来的只不过是地瓜干，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此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遭日伪洗劫，处在死亡线上的群众，发出了不浪费公家一文钱，赈济灾民的号召。尽管他津贴微薄(一般工作人员每月2.5元，县委书记、县长每月3.5元)，仍发起了“一角钱一斤粮”的捐款捐粮运动。机关每到一村，他总是嘱咐司务长，要尽量减轻群众负担，不要与群众争挖野菜或抢摘嫩树叶，他的心和群众紧紧地连在一起。

(六)

杨荆石一手抓赈灾，一手抓生产。1941年春，他带领县府全体工作人员带上干粮，到中山寺开荒。由于山坡上草多石多，开垦起来十分困难，但他们还是坚持一连干两天，开出了六七十亩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开垦荒地近千亩，植树造林也很见成效。杨荆石亲手栽植果树，在青冶行村建起一块三四亩的果园。更为可贵的是，1941年10月12日，县府成立了水利委员会，从长远利益着眼，领导人民兴建水利设施，努力发展生产。

杨荆石十分注重拥军优属和动参工作。为做好代耕工作，他领导全县集结了1742头耕牛，组成146个代耕队，为军工烈属代耕土地1398亩，并在数天内募捐棉花4000公斤，解决了军政人员的棉衣问题。为完成动员参军的任务，他发起挑战竞赛，县、区、乡各级成立了扩军委员会，有的还组织开明绅士参加巡回动员团，到各村开动员大会。七区的小学教师动参委员会则提出每人动员两个以上新战士的口号。杨荆石及时推广先进经验，一个月内，圆满完成了千余人的动参任务。张庄、黄庄、坦埠等村的青壮年，自告奋勇纷纷报名参军，有的村参军人数即可编成一个排。

杨荆石一向注重宣传抗日工作，就任县长后，即着手创办《人民报》，他经常提笔作画，活跃版面。他还注重发展教育，至1941年2月，全县创办抗日小学57处，在校学生1632名。同时，他积极倡导举办小学教师培训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教师骨干，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2年春，杨荆石调到鲁中行署教育处任社会教育科科长。1943年6月，杨荆石路经新蒙县龙廷区，见到了长子——该区区委书记杨守先。临别时给杨守先一支驳壳枪，40粒子弹。想不到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父子的永别。这年11月，杨荆石在沂南县沂汶修械所被流弹击中，不幸于安乐庄野战医院去世，时年41岁。

蒙阴县委、县政府，博莱县委、县政府在左家旁峪召开了追悼会，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青冶行村。

1988年12月1日，杨荆石烈士的忠骨移葬于南麻烈士陵园。